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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路径论析
2020年02月28日 08:37 来源:《齐鲁学刊》2019年第3期 作者:王维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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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维国,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 102488

  内容提要:政府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有效实施,更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润泽和坚守。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积极因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应积极推进政府伦理治理,坚守服务、诚信、民主、法治、廉洁、责任等伦理原则,不断加强制度安排的道德引导、决策过程的伦理控制、治理行为的伦理约束等,提高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伦理意蕴,以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推进国家善治。

  关 键 词:政府治理现代化/伦理作用/实践路径/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ethical role/practice path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伦理路径研究”(17JJD720006),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卓越研究项目“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道德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把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作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之一,进行全面部署、提出具体要求,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一般意义上讲,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就其治理对象和基本内容而言,包含着政府对于自身、对于市场及对于社会实施的公共管理活动。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构成部分,政府治理处于重要地位。这要求政府必须不断提升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与治理。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伦理和制度是两个基本途径。政府治理所依据的治理思想与理念,所运用的治理方式与方法,所采取的治理手段与措施都承载着一定的伦理精神与价值追求,遵循着特定的伦理原则与规范。政府治理如果背离了必要的伦理支撑,脱离了内在的伦理基础,即使管理制度再严苛、治理程序再完善、治理手段再有操作性,甚至有国家强力的支撑,也无法获得公众的普遍接受与一致认同,无法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这就意味着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不仅应不断创新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更包含着对伦理价值的选择与坚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切实发挥伦理的作用,实现伦理与制度的相互凭借、相互支持,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伦理在政府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从政府治理的具体实践来看,政府治理主体时刻面临着不同层面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包括治理理念的判断与选择、治理方式的判断与选择、治理手段的判断与选择、治理目的的判断与选择,等等。可以说,在政府治理中,“伦理中立”在理论上是不可靠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政府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者与伦理都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种契合决定了伦理之于政府治理现代化并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作为内在要素起作用,从而为伦理在政府治理现代化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性。具体而言,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积极因素,在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有着如下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确保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

  政府的任何治理行为都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没有目标的治理是不存在的。因此,治理目标的确立对于政府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在确定政府治理目标时,政府“不仅要考虑目标的可行性,而且要考虑目标的道德性”[1]。传统政府治理是一种“消极”的治理模式,它将对社会的全面管理与控制作为主要目标。这种全面管控不但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还会埋下动荡的种子。而伦理参与政府治理,可以促使政府在把握治理规律的基础上,以伦理“应然”的视角看待政府治理活动,从而突破传统治理模式的“管制”、“控制”单一目标,使其由“消极”的管理走向“积极”的政府治理。这种“积极”的政府治理,从社会角度来看,以改善社会治安状况、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从个体角度来看,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伦理不仅为政府治理提供了价值目标与导向,而且也提供了衡量其善恶的价值尺度和标准。比如,政府治理中提高治理效率、节约治理成本是否合理、合德,必须要用伦理的标准来衡量。如果上述目标是以增加人民负担、破坏社会公平的方式实现的,它就不具有合伦理性,就不是一种“善”的治理方式。

  (二)提供政府治理的合德主体

  从政府治理能力看,伦理是其重要构成。政府治理能力强调的是人的因素,其现代化首先有赖于治理主体自身能力的提升,这种能力不仅包括政府治理主体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更应关注他们的道德资格和道德辨别、选择和践行能力。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有赖于治理主体——公务员的自身素质。传统治理模式过于关注公务员的知识储备与专业技能,却较少关注他们的伦理素养。而公务员的伦理素质直接影响着政府治理的有效开展。公务员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职业操守,可以促使其尽心尽力做好政府治理工作。此外,高尚的道德操守可以保证公务员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而不是以权谋私。为此,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公务员的公共精神与道德素质,赋予他们新的道德面貌,这种新的道德面貌即是把从事政府治理作为一种崇高的职业追求和人身价值目标以及崇高的信仰,有随时为社会奉献和服务的精神,而不是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索取,要说索取,那就是在从事政府治理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可以说,伦理的参与,可以为政府治理提供大批关心他人、维护公共利益,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合德”治理主体。

  (三)促使政府治理手段的伦理转向

  在传统政府治理模式中,治理手段较为单一,过分倚重行政性、强制性的管理手段,而常常忽视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心理疏导等伦理手段。从而导致治理成本过高、效率低下。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治理要从偏重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在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制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并加强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统筹运用上述治理手段时,尤其要注重发挥伦理的治理作用。伦理作用的发挥有两种实现机制:

  一是间接作用模式,即发挥好伦理对其它治理手段的潜移默化与价值引领作用。其他治理手段的实施必须内涵正确的伦理精神,遵循高尚的伦理原则与规范,只有那些贯穿为人民服务的伦理精神和集体主义的伦理原则,体现和渗透着以人为本伦理理念的治理手段,才能得以有效实施,从而取得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反之,如果背离了伦理的价值支撑,脱离了内在的伦理基础。即使形式如何完备、如何具有操作性,也只能施用一时,无法取得长久的效果。

  二是直接作用模式,即把伦理作为一种独立的治理手段。伦理具有非制度性、非强制性、导向性和层次性的治理优势,可以通过社会舆论、社会风俗与内心信念等方式直接对政府治理产生作用,“道德作为个体的能动品质,即使没有外在的具体规范、制度约束,人们也能够自主地选择或做出正确的行为。在制度缺位或失范时,道德也可能引导个体自主地寻求和实现应有的道德价值。这就是说,德性能够超越既有的规范、制度的局限。”[2]形成独特的治理优势,其作用虽无形,却更加广泛与深刻,也更加有力量。

  (四)降低政府治理的运行成本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政府管理职能日益扩张,任务日趋艰巨和复杂,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公众对政府治理需求的种类不断增加、领域不断拓展。为了回应公众的各种需求,政府治理成本的增长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如何降低沉重的治理成本成为政府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降低政府治理成本,不能仅仅满足于法律的完善、制度的健全、治理程序的优化。因为,这些硬约束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同样会产生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有些实施成本和监督成本甚至高得难以支付。因此,必须发挥伦理在节约治理成本中的作用。伦理提供“应该如何”的价值共识,良好的伦理道德可以使政府治理变得可以预期,从而降低了治理的不确定性、偶然性,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试想,在各种突发事件中,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回应当事方的诉求,并对其进行思想引导与人文关怀,事情也许会得到更为妥善的解决,政府的“维稳成本”或许可以降低,甚至避免。在城市治理中,如果切实加强城市管理者的职业道德教育与文明执法教育,使他们拥有人道主义情怀,富有同情心、怜悯心、正义感,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不歧视社会弱势群体,做到文明执法、公正执法、温情执法,城市管理的成本无疑将会大大降低。

作者简介

姓名:王维国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孙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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