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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为何推崇“德主刑辅”
2020年02月29日 14:41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方达 字号

内容摘要:从孔子开始,无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还是“缇萦救父”的典故,无不在拒斥“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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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孔子开始,无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还是“缇萦救父”的典故,无不在拒斥“刑”的应用。

  其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句话不仅被视为孔子的智慧而流传下来,还成为不少封建君主奉若瑰宝的至理名言。

  殊不知,这一并非孔子首创的观念,因初创时的特殊背景而隐藏了一定的弊端。作为“为政以德”的来源,周人在伐纣成功后提出的“以德配天”,本质上是针对殷人“残酷刑罚”而提出的,是为了体现“重视民众”的一种口号或者说手段。如此一来,原始的“德”只在表面上成了浮在空中的民本思想。

  但需要看到的是,“拒斥”并不代表完全否定。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人已经意识到“刑”在普遍规范、激励社会成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如“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

  “刑罚”与“庆赏”是一对不能分离的双胞胎。广义的“刑”不仅具有一视同仁的普遍适用特点,还以固定的标准让民众的付出得到公平回报。因此,在君主爱民的“德治”前提下,民众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意愿,自由公平地参与政治治理。

  反观孔子,无论出于有意或无意,对“刑”的回避都是孔门无法挽救周邦于乱世的重要原因。“为政以德”的崇高理想固然动听,却实实在在地缺乏实操性,而逐渐流于空疏。

  随着战国时代混乱的加剧,“德主刑辅”模式终于正式登场。战国末年的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不再无视秦国的强盛,而明确向往天下一统的“王霸政治”。与激烈批评秦国施行严苛刑罚的其他俗儒、鄙儒不同,荀子亲赴秦国疆土后对“四世有胜”的繁荣景象推崇不已。其中,既有对军事实力强盛的肯定,也有对社会运行有序的向往。

  在深究其中根源后,荀子意识到经济和资源对国家昌盛的决定性作用,并进一步强调与其让君主爱民,不如让民众自爱。由此,以往局限于统治者范围内部的“德”,成了民众共同“生养”的“群德”。

  说得直白一些,周人以往虽然意识到民本的重要性,但民众仍然是统治的对象,天下依旧为周邦所私有。到了荀子这里,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民众共有天下,人民出于爱自己而汇集成为所有人的天下。

  荀子不仅翻转之前的治理思路,还以“刑”的内容稳固了新德治模式的基础。一方面,赏罚的固定标准用“唯贤是举”取代“任人唯亲”,并以此激励人民迸发出更大获取社会资源的潜力,从而形成更为强悍的国力。另一方面,特意规定惩罚底线。例如,对宗族不负责的人难以对整个群体负责,这种没有“群德”的人将面临最严苛的大刑,死后甚至不能得到亲属的悼念。

  然而,前瞻性的理论也需要更好地“落地”。为此,荀子尤为重视公共教育。这不是孔子那种“有教无类”的广泛基础教育,而是一种重视相互借鉴、相互引导的教育方式。荀子重视的“积习”与“师法”,正是通过以他人作为镜子来反观自身的缺陷,从而共同克服自私天性、共同趋向“公德”。

  客观来说,这种教育方式在古代资源有限、等级划分明确的现实中,确实不及自省的学习方式那样低成本。但是,在公共资源愈发丰富、社会竞争日益透明的当下,荀子的这一超前设计可以得到施展空间。其中,就算“私欲”无法通过公共教育的方式加以自我规约,也可以用“刑罚”的方式予以限定与祛除。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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