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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医学部,后有东京大学 在疫情中感受医学的力量
2020年02月28日 11:20 来源:文汇报 作者:戴燕 字号

内容摘要: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命运,不是靠传统办法就可以拯救,现代社会还必须要相信现代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人文理念、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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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命运,不是靠传统办法就可以拯救,现代社会还必须要相信现代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人文理念、社会管理。东大医学部走过了一百六十年的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让它给很多人带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令社会稳定的存在。2 020年寒假,我到东京探

  亲,每天中午从东京大学的本部栋2号到中央食堂或第二食堂吃饭,都要经过药学所、医学部、医学图书馆以及东大的附属医院大楼,几天后,便注意到在这些楼群之间有几座雕像。这些雕像,并不像本乡通铁门旁边的第一代工学部长古市公威的坐像那么硕大,也不像安田讲堂附近高高在上的滨尾新校长坐像那么威风,它们都是只比真人大不了多少的半身铜像,有的就在车来人往的道边,也有的为冬天干枯的草木所掩,不留神几乎看不见。不过,因为每一尊雕像旁边都配有说明,吸引我饭后驻足浏览,渐渐地知道周围这些雕像,原来都与东大医学部有关。

  附属医院南栋有一个小小的医学和健康博物馆,正好从去年起展出东大医学部及附属医院160年的“从近代到现代之路”,海报还贴在我每天进去的龙冈门大门口,于是,我也在午饭后顺路去看了这个小而精的展览,大体明白东大医学部的历史,是要从江户的“玉池种痘所”算起。种痘所是日本在江户时期为防治天花而设,最早的设在长崎,江户种痘所则是由一批兰学医生1858年在神田松枝町建立,1860年归于江户幕府,改名为西洋医学所,明治初年又改为大学东校、东京医学校,1876年移至本乡现在医学部这个地方,1877年与昌平坂学问所、开成所合并为东京大学。这也就是说,医学部的成立比东京大学要早了将近二十年,所以,应该是先有医学部,后有东大。而这也是东大很特别的地方,它在明治十年建立之时,就不是平地而起,而是接受了江户的遗产,源起于1630年德川家康时代而专讲朱子学及汉学的昌平所,也是由江户幕府在1863年设置的以兰学、英学为中心的开成所,还有专门从事西洋医学教育、研究的种痘所,都是它的基础,而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明治与江户时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关系之密切,所谓明治维新,恐怕更是在传统之上的“更新”,而不是“革新”。

  在周围的这些雕像中,时间最早的,大概是头戴军帽的缪勒 (Dr.Leopold Müller,1824—1893)的 半 身 铜像。本来江户时代的日本,只对荷兰开放,医学也是从荷兰传来,比如1774年在日本出版的第一部讲人体解剖的《解体新书》,原来是德国人写的,可是杉田玄白等人翻译的时候,却是依据的荷兰文本,我因为去东洋文库看它最近的“大清帝国展”,碰巧也看到了这个日译本的初版本。但是到了明治初期,明治政府认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是德国,医学也是德国最好,于是请进来走出去的,都改成围绕德国,缪勒便是最早请来的一位。这位普鲁士人,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柏林大学,后来在普鲁士陆军军医学校教书,在普法战争中还当过野战医院院长。1871年他来到日本,当时的医学部还在下谷和泉桥。他奉日本政府之命改革这里的医学教育,规定医学生必须是预科二年、本科五年,又强行把药学从医学中划分出去,据说他手段严厉,使在校的三百名学生被淘汰得仅剩下五十九人。他在短短的三年里,就为日本建立起新的医学制度,而日本医学界似乎对他也颇为敬重,在他殁于柏林后的第三年即1895年,就特为他造像立碑,碑文还是由著名的汉学家岛田重礼撰写。这尊铜像现在是在药学部旁边,不过,原件在1959年被盗,这一尊是1975年重塑的。

  离缪勒像不远,在柔道馆的后面也有两尊并立的雕像,两个都是德国人,一个叫伯尔兹(Erwin von Balz,1849—1913),一个叫斯科巴(Julius Karl Scriba,1848—1905)。1876年,伯尔兹来到东京医学校,他是教内科的,又兼做内科医生,那时他才26岁。后来他娶了日本妻子,一直做到1902年在东大退休,退休后还做过日本宫内省的侍医。斯科巴是比伯尔兹晚几年,在东京大学成立后的1881年来到东大医学部的,教外科、皮肤科、眼科、妇科,前后二十年,最后在镰仓去世。他还有两个很有名的事迹。一是在1891年,那时候俄国皇太子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访日,在滋贺县的大津突然遭到砍杀,他奉命前往救治。二是在1895年,代表大清国的李鸿章到山口县下关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其间也突然遭枪击,伤及左眼的下面,他也被指派前去抢救。在医学和健康博物馆的展览中就可以看到,伯尔兹和斯科巴这两位德国医学家,都被视为是对日本近代医学有过巨大贡献的人,在1907年斯科巴铜像的揭幕仪式上,便是由滨尾新校长致辞,对他大加表彰。据说过去医学部的学生毕业,也都要在他们两位的铜像前留影。二战期间日本四处回收金属,这两尊铜像业已登记在册,但幸好战争很快结束,它们才免于被征收投入熔炉,到今天依然供人瞻仰,让人记住在日本的近现代医学史上,有过德国医学家的功劳。而对我这样的匆匆过客来说,在一瞥当中,首先是看到了日本对于曾经 “惠及”他们的人,大概一律都抱了感恩的心,而不问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体用”如何平衡,与此同时,也看到甲午战败后的李鸿章在全力挽回大清国颜面之时,曾经得到一位在日德国医生救治这样一个大历史中的小细节,这细节让人回味无穷,也可以说百感交集。

  其他的几座日本人雕像,在缪勒旁边的是下山顺一郎(1853—1912)。他生在江户末期,1870年经尾张犬山藩(爱知县犬山)推荐进入大学南校,大学南校就是开成所的前身,

所以,他一开始学的是德文,后来转到医学校,是1877年毕业的医学部第一届药学生,随后去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大学留学,三年后回到医学部任教。他还曾在1900年到台湾考察药业。他的铜像是1913年所立,与缪勒像凶悍的表情相比,脸上有一种近乎农民的质朴和明亮。

  而在附属医院前并立的两尊塑像,一个是佐藤三吉(1857—1941),一个是青山胤通(1859—1917),他们也都出生于江户末期,佐藤生在大垣(岐阜县大垣)的藩士家庭,1872年进入大学南校,1883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887年回东大教外科学,担任过附属医院的院长和医学部部长。青山胤通算是佐藤同乡,出生在苗木藩(岐阜县中津川市苗木城)的藩士家庭,1882年毕业于东大医学部,与佐藤同年到柏林大学留学,学习内科、病理学,又与佐藤同年回到东大医学部。他还是明治天皇的御医,是传染病研究所的创建人。1894年香港发生导致二千多人死亡的鼠疫时,他曾经和病毒学家北里柴三郎一同到港,在做病理解剖的时候,不幸感染,命悬一线。他还同我们都很熟悉的作家森鸥外(1862—1922)是很好的朋友。其实森鸥外也是东大医学部1881年的毕业生,毕业后做了陆军军医,只是他文学家的名声太大,盖过了他医生的身份。

  说起来,东大医学部毕业而成为著名作家的,不只有森鸥外一人,在医学与健康博物馆里,我看到他们列出的名单中,就还有斋藤茂吉、木下杢太郎、水野秋樱子、加藤周一、安部公房和加贺乙彦。原来科学界也并不都那么无视文学的存在,这些诗人、小说家也是医学部的骄傲。而这也让我想到,当鲁迅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进入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时,那时在日本,学医科而跨界文学并且在文学领域取得不凡成绩的,已经不乏其人。也许是因为文学和医学有相通之处,文学关注的是人,医学关注的也是人,所以,我们常常见到好的医生,都不仅仅有救病治人的技术手段,还有同文学家一样的悲天悯人的气质以及洞悉人心的眼光。当然,森鸥外的文学修养与他从小在岛根县的家乡藩校学习经历有关,而他之所以少年学医,也和他家世代为津和野藩的医生有关。东大的图书馆里有一个鸥外文库,里面有他的一些藏书,从藏书中大概可以了解他的读书范围以及兴趣所在,其中竟有那么多的中国历代诗文集,让我很是吃惊。鲁迅自然是熟悉森鸥外的,他和周作人后来编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其中就收入了森鸥外的作品,并且引述日本评论家的话,称其创作是“透明的智的产物”、态度中没有“热”,这不也恰好像是我们读鲁迅文字时的感受?鲁迅在回忆他的医学老师的《藤野先生》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世界,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这里提到的“上野”,就在东大医学部隔壁。

  在医学部2号馆的后面,还有从事生化研究的隈川宗雄(1858—1918)雕像。隈川也是江户末年出生的人,1883年从东大医学部毕业,比佐藤和青山晚一年,也是去了柏林大学留学,1890年回到东大担任医学部讲师,后来当过医学部部长。与佐藤、青山的半身铜像一样,隈川像也是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脸上有着严谨的学者表情,不过又透出一种昂扬之气,使人遥想那一代日本维新人士的高远的怀抱。这几位来自江户诸藩的青年才俊,昔日的武士后代或者医学世家子弟,在时代转变的大潮中,正是凭着他们在传统中获得的学识修养和超乎常人的勇气,乘风破浪,率先接受新技术、新学问、新思想、新制度,成为东大现代医学的奠基人,那一份执着、坚毅,到现在都令人感动。

  特别是在二月初的东京,因为新冠肺炎的肆虐,感染人数逐日增加,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能置身事外,前所未有的,所有人的眼光都聚焦在医院和医护人员,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因为此时此刻,谁也拿不出他们那样的本领!我照旧每天经过这些雕像,也是每天都在祈祷医学的进步、医生的力量能够帮我们渡过难关,而这时候,我也更加体会到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命运,不是靠传统办法就可以拯救,现代社会还必须要相信现代医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知识、人文理念、社会管理。我想东大医学部走过了一百六十年的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让它给很多人带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令社会稳定的存在,我祝愿天下人都能充分感受到这种存在,并且由此得到更美满的生活。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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