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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方官的救灾防疫
2020年02月28日 11:27 来源:文汇报 作者:王瑞来 字号

内容摘要:爱民亦即爱国,刻民则是祸国,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的道理。富弼的救灾防疫,践行的就是这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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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民亦即爱国,刻民则是祸国,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的道理。富弼的救灾防疫,践行的就是这些道理。

  庚子伊始,疫情大作。闭门不出,读书校勘。读《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其中一段记载,讲北宋名臣富弼主持地方行政时救灾防疫的做法,似可为对应时艰提供一些启示。

  《富弼传》的记载如下:

  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拜礼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这段记载讲的是,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以北发生严重水灾,灾民流离失所,时任知青州的富弼动员青州的百姓出粮,并开官仓,进行救灾。富弼筹划征集到公家与私人住所达十万余所,用来安置来到青州的灾民。

  富弼不仅动员普通百姓,把当地退休和等待任职的官员也动员起来,给予一定的报酬,让他们参与救灾,并许诺日后为他们请赏。这些退休和待职的官僚是地方上的有势力者,南宋乃至明清社会的乡绅阶层的主要构成,也是这一类人。富弼很重视发挥地方上这些人的能量,时常好酒好饭地犒劳。

  此外,原本属于国有的“山林陂泽之利”,在非常时期,也开放给流民,让他们藉以为生。对死者集中埋葬。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瘟疫的发生。

  富弼的这些做法,让50余万灾民活了下来。

  那么,富弼的做法与以前的救灾有什么不同呢?前面的引述也有介绍,说以前都是让灾民集中住在城区,施以粥食。由于集中居住,很容易流行传染病,造成二次灾害。并且施粥不济,以及其他原因,又造成很多人死亡。所以记载说这样的做法是“名为救之,而实杀之”。

  在疫病大面积流行,感染隔离者甚众的当下看来,富弼的做法最有启示意义的有几点。

  第一是“散处其人”。“散处其人”并不是无组织地放任居处,而是筹划征集了大量空闲住所来提供居住,进行有序的隔离。何时何地,相信总有一些空闲住所可资利用,如酒店、学校之类。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隔离和救助。

  第二是从人力到物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中国古代的乡绅阶层,是联系国家与民众的重要一环。缺失了这一环,社会便缺少调节的弹性,重大变故发生,仅依赖国家的行政力量或民众无组织的自发救助,都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富弼救灾的成功,也是在于把这样的重要社会力量动员了起来。有时候,救灾的方法不当,反而会带来不好的结果,就像上述记载所说“名为救之,而实杀之”。

  第三,非常时期变通施政,在一定程度开放官禁,来鼓励民众自救。弥灾,社会才能安定。

  第四,及时做出各种措施,避免瘟疫流行等次生灾害的发生。

  天灾往往伴随着人祸。当天灾来临时,如果处置不当,也会造成人祸。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金史》就记载,在金朝灭亡的前两年,即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这次大疫,《金史》在另一处记载,说是“死者百余万”。大疫带来的大量死亡,尽管有饥馑和元兵围城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是处置不当造成的。这从《金史》记载疫后一个月“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的乱象便可看出。尽管人类面对灾害、疾病,有时会在技术层面上显得无力,但妥善而及时的行政干预和引导,无疑会使受害的范围和程度得到一定的控制与缩小。

  水灾过后,据《宋史·仁宗纪》的记载,河北的确发生了瘟疫,皇帝还“遣使颁药”。但相信富弼的管辖地域没有出现疫情,所以富弼的做法得到了宋仁宗的肯定,还给富弼晋升了官阶。不过,富弼拒绝了晋升,说这是我作为地方官应尽的义务。中国古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在富弼身上又显现了光芒。富弼的改革同道范仲淹说过“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样一句不大为人注目的话。因私不犯罪,因公要担责。富弼的创例救灾,也体现了古代士大夫的担当精神。

  唐太宗经常用 “水亦载舟,水亦覆舟”的古语来比喻君与民的关系。“朕即国家”,古代的君主是一个王朝的代表。国家与百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君主制下,民亦是臣民。处理君与臣的关系,先秦时代的孟子就曾告诫过齐宣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于臣或民,古代的思想家视之为天。古老的《尚书》就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也传述着古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古代的民本思想,多是政治角度的讲述。为何一定要爱民?因为除了政治的认识,作为弱小的个体之民,面对天灾人祸,最缺乏抵御保护能力。范仲淹就曾在诗中慨叹:“福至在朱门,祸来先赤子。”对于纳粮纳税的百姓,国家负有保护的义务。爱民亦即爱国,刻民则是祸国,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的道理。富弼的救灾防疫,践行的就是这些道理。因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如《汉书》所记,悦民意方能顺天心。民心即天心。为民即是为国,民安方能国泰。民是前提,位置不能颠倒。

  富弼的做法由于简便周到,不仅得到了皇帝的肯定,此后“天下传以为式”,成为一种成功的救灾范式被后来各地所沿用。不仅宋代,甚至在明清时代的救灾书籍中,也常常引述上面《宋史·富弼传》这段记载。

  历史是面镜子,不仅资治需要通鉴,救灾纾难,历史也能提供启示,把握人类走向未来的命运。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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