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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视域下日常生活与个体需要的选择
2020年02月28日 11:18 来源:《学术交流》 作者:王海萍/李晓晴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Choice of Daily Life and Individual Demand in Modernity

 

  作者简介:王海萍(1977- ),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李晓晴(1973- ),女,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哈尔滨 150025

  原发信息:《学术交流》(哈尔滨)2019年第20193期 第23-33页

  内容提要:人的需要和日常生活问题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格妮丝·赫勒早期思想中的两个焦点,它们集中表现为赫勒以“多元需要”“多元生活方式”为出发点,从微观结构探索日常生活人道化的理论研究。然而,当“现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参照系,以“现代性”为视角,将人的需要和日常生活问题置放于现代性的问题域作出重新思考和审视自然成为赫勒工作的重点。基于此,本文结合赫勒后期思想的理论要点,尝试通过解读并梳理现代性条件下“家”“日常生活”以及“需要选择”三者的特殊含义及其内在关联,重新审视、思考和探查日常生活的多元化背景下,现代人是如何对其生活方式(需要)作出理性选择,进而过上既幸福又有意义的生活的。

  关键词:日常生活/现代性/需要/选择

  标题注释: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阿格妮丝赫勒的解放理论研究”(16KSB10),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赫勒历史哲学的现代性逻辑研究”。

 

 

  毋庸置疑,日常生活和现代性等理论问题一直是近现代世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如卢卡奇、列菲伏尔、赫勒、鲍曼、哈贝马斯、利奥塔等人所热衷讨论的焦点问题,而其中能够将“日常生活”和“现代性”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在对现代社会作出较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为现代社会开出明确诊断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当属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众所周知,阿格妮丝·赫勒是一位至今仍然活跃在世界哲学舞台且最有影响力的女哲学家。她早年生活在匈牙利,后来几经辗转来到美国。亲历过生活的种种磨难造就了她善于洞察世界并对其深入反思的习惯并锻炼了她思维的敏感性。对于一个思想家和理论家而言,这些汇集于她一身的特点对于她长时段地洞察并反思这个世界都是极其重要的。纵观赫勒的理论著述,我们不难发现早期她讨论的主题,如“日常生活”“人的需要”等与后期的“历史理论”“现代性”等主题表面上似乎迥异,然而事实上,无论是理论视域还是理论逻辑的展开哪一方面,它们确实是相互交织,甚至是纠缠在一起的。随着现代性逻辑的展开,赫勒也逐渐将现代人们如何更好地“生活在现在”与维持“现代性的脆弱平衡”纳入到自己对现时代的反思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她没有像其他人本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那样延续将诸如“人的本质”“主体性”和“自由”等传统哲学问题直接作为讨论的主题,而是另辟蹊径选取“家”“火车站”等这些人们感性经验常常聚焦的地方以比喻的形式间接地将它们纳为自己理论分析和考察的对象。在赫勒那里,“火车站”加强了现代人的双重偶然性体验,而“家”却始终处于变和不变的张力之中。不变的是“家”一直都是人的归属感的代名词,变化的在于现代人不再将“家”局限于自己的出生地或生活过的地方,而早已将“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家。换言之,现代以来,“家”已经具有世界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思考当中,现代人如何可以在一个多元、异质的现代世界中作出既理性又充分满足自己主观意愿的需要选择,如何更好地生存以及如何过上更为有意义的生活等问题,自然成为当下赫勒反思“现代性”和“日常生活”的最紧要问题。

  当“现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参照系时,以“现代性”为视角,对人的需要和日常生活问题在现代性的问题域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自然构成赫勒理解和解构现代性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时,赫勒没有再强调《人的需要理论》中所持的观点,即将“除了把他人视为手段的需要之外,原则上人的一切需要都应得到承认和满足”[1]仅仅置放于一般的理论探讨和价值讨论上,而是结合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转而关注需要的现实选择这一问题。此时,我们认为,在赫勒那里,需要并非指具体的某一需要,而是体现为生存论层面机会和可能性的内涵,即生活方式。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本文结合赫勒后期思想的理论要点,尝试通过考察、解读现代性条件下现代人对“家”“日常生活”的理解,深入挖掘并发现蕴藏于其中的内在关联,重新审视、思考和探究在日常生活多元化背景下,现代人是如何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的,通过承担“地球责任”而过上既幸福又有意义的生活的。

  一、生活在现在与现代性的脆弱平衡

  “正如日常生活总是同个人的‘此地’相连,它也同个人的‘此时’相连。”[2]231在赫勒那里,所谓“现在”体现为日常生活中个人与他的环境的共有的现在,区别于时间意义上的现在和未来。基于此种理解,赫勒将“现在”视为日常生活的参考系。而且在她看来,现代的、后现代的人们的确生活在“绝对的现在”。

  当赫勒说,“依附于宏大叙事的现代主义之人假装知道在遥远的未来人类会遇到什么”,那么,他一定生活在“这一遥远的未来”[3]253时,她是在提醒现代人:现代性正逐渐介入日常生活领域,那些生活在现代的人们还能否生活在由过去-现在-未来(由“应该”推导出来的遥远的未来)的必然逻辑上我们无法作出判断,与此同时,由激进需要代言的激进的乌托邦能否一如既往地具有合法性也成为一个有待于商榷的话题。即便是随着日常生活自身的衍化,激进哲学仍然能够指导社会并使其摆脱异化的侵蚀,而由激进需要和激进哲学不断推动的革命理想——共同构建人类解放的乌托邦——能否作为现代人实现人的丰富与类丰富最强有力的证明已经不得而知。激进的变革是否是日常生活实现自身超越的唯一道路呢?合理性的乌托邦的构建难道仅以此为前提?面对种种质疑,现代的日常生活又该如何自处呢?这些疑问都指向一个问题,即现代性背景下,日常生活该如何正视激进哲学的责难以及现代人如何选择合理性乌托邦的实现道路。对上述问题,赫勒提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安排,即一个“现代性计划”。为此,她作出解释:“尽管有对于这种替代性结构安排的激进解构,但是现代性尚未证明它的‘长时段’(longue duree)幸存的能力。在将来可能幸存也可能不能幸存。它是一种开放的安排、一种经历。”[4]173然而,在《现代性理论》中,赫勒既确证了现代性能否成为一种替代性安排,与此同时现代性问题成为她反思的一个主题。

  不同于之前的激进态度,赫勒没有贸然地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转而在现代性语境下尝试对日常生活进行重新解读,以期人的需要(人的丰富)的真正实现和向人性家园的回归。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此时赫勒态度上的一种转变,体现为她对由激进需要引发社会总体革命的激进乌托邦的逐渐犹疑。具体而言,促使赫勒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是她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思考:其一,(取得共识的)合理性的乌托邦与现代的日常生活是否彼此契合?其二,当合理性的乌托邦由于其对社会彻底批判的激进方面的强调而被视为强加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理想(由于现代的日常生活不接受彻底的共识)而遭到质疑。对前一个问题,赫勒与列菲伏尔所持的观点基本一致。列菲伏尔称,日常性与现代性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它们既相互标识又相互遮蔽,它们彼此既能够为对方的合法性提供佐证又可能彼此对抗,日常生活与现代性之间由于各自的多元性导致二者间的关系以发散为特征。具体而言,一方面,从日常生活来看,由于日常经验自身的持续性和不完整性,它在历史中的样态并不是单一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以“多元性”为特征;另一方面,按照赫勒的理解,现代性不应被视为一个同质化和总体化的整体,它是碎片化的和多元的。简言之,现代性以多元和异质为标识,而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日常生活自然也是异质的、多元的和包容的。事实上,赫勒对多元性的强调源于她对隐含于日常生活中的商谈理论的进一步挖掘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她修正了早前对乌托邦的理解,认为乌托邦不能只是单一的、激进的和革命的,因此赫勒认为,不能以必然的姿态对未来再做某种担保,主张“人类学的激进主义同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5]。有鉴于此,赫勒强调,现代性的日常生活应以保障多元性的存在为必要前提。紧接着,她又明确提出,要以一种新的容纳多元性于其中的乌托邦替代旧的、一元的乌托邦。[6]

  对于那些将生活寄托于遥远的未来的人来说,由于个人生存的必须,“现在”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向未来的过渡阶段,“现在”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对此,赫勒说道,对于上述的那些人本身而言,“现在”并没有点燃其想象;而对于那些现今生活世界中的共时化的人来说,他们应该为“现在”负责。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已变成了现代的和共时的,而且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共同享有着“现时代”。时代已将弥合现代性理想与现代经验之间沟壑的重任赋予民众。正如赫勒所言,现代性已经到来,“现时代”就是此时此地,现在之未来并不遥远。在她那里,“现在”是一个双重意义的时间概念,它既内含存在者共同拥有的世界改变的历史时间,同时还指向变化本身所体现的世界时间。作为历史时间的“现在”是客观的、有限的,而作为世界时间的“现在”则是经验的和无限的。在赫勒那里,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够向着未来线性地发展源于历史时间的有限性对其的规定,而作为历史时间有限的“现在”受到未来的规约实则是非法的;与此同时,主观时间的无限性却提醒我们对现存异化的彻底批判和产生于现存的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皆是我们时代的乌托邦。在日常生活中,正是客观的历史时间与经验的主观时间两者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构成的张力促进了弥合现代性理想与现代经验之间沟壑。概言之,激进的乌托邦理想与保守的日常经验之间总是在时间的维度内相互协调、有机结合的。而且,正如赫勒所言,惟其如此,现代性才可能找到使其得以幸存的平衡点。

  那么,现代性为什么是脆弱和危险的?在赫勒那里,现代性主要由三种既相互独立、相互平行又相互支持、相互限制的内在逻辑(要素)协调构成。它们分别是现代技术的发展逻辑、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逻辑和政治权力的逻辑,而正是由于三种逻辑之间的相互限制才使得现代性不至于陷于灾难或毁灭。如赫勒所言:“当两种或三种现代发展逻辑或这些逻辑内的构成成分发生冲突时……最终达到一种界限。没有这些限制以及行动者对这些限制的意识,现代性很快就会摧毁其自身。”[3]96因此,要想使现代性得以幸存只有保持三种逻辑相互的制约与平衡。然而,现代社会中三种逻辑中的任何一个都很可能突破自身的阈限,占据绝对支配的位置。当下面情况发生时,现代性很难维系其平衡,即它是脆弱和危险的。1.当科学这种想象机制取代宗教行使解释世界的职能时,技术理性逻辑就会不断扩展并发挥着支配现代性的作用;2.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逻辑由于自身的异质性而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反之,当“第二种逻辑的相对独立性在现代性中受阻时,在所有的层面上都会出现功能丧失”[3]120。具体而言,当特定的政治权力对第二种逻辑进行管制时,它的异质性会随之消失,与此同时,社会里不同机构间的竞争也会跟着消失。后果是不但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正当诉求无法实现,动态正义也随之消失,社会将被同质化,甚至有可能致使现代性因失去动力而走向毁灭;3.对于政治权力逻辑而言,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中,多元主义可能存在,但它不但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与权力,而且它还随时有可能因独裁者的意愿和情绪而受到法律的惩罚。一旦极权主义渗透进技术的逻辑和社会结构中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会陷入一种人为的灾难之中。个人失去自由,而且他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对于社会,即使是民主国家也会因出现“多数人的暴政”[4]13而使其深陷于灾难之中。由此赫勒提出,只有限制政治权力的逻辑才能使政治权利逻辑内部保持“自由主义的方面和制度同民主的方面与制度之间的平衡”[3]158。基于对以上三种情况的考虑,赫勒明确提出,只有维系三种逻辑间的脆弱平衡才能使现代性得以幸存。毋宁说,现代性的平衡是脆弱和危险的。

  此外,现代社会“多元”和“异质”的特征,使人们逐渐对启蒙以来理性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宏大叙事观念产生怀疑,就连人们对未来一直抱有的乐观态度也犹豫不决。20世纪现实的生活让人们感到启蒙走向了反面,“社会进步论”的逻辑和乐观主义态度遭到质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赫勒着手重新审视现代性的遗产并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通过分析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宏大叙事设计,她力图揭示现代性的“异质”“偶然”和“多元”等特征,并以此解构宏大叙事。通过分析现代性的动力和社会格局,赫勒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如上所述,只有现代性的逻辑三者之间相互限制并维持一种脆弱平衡才能使现代性得以幸存;另一方面,只有在现代的社会格局条件下,个人才能成为拥有自由和权利的真正的人,进而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虽然现代性能否因其本身孕育着好的发展前途而成为一种新的没有危险的安排我们还无法预知,但无论怎样,赫勒仍然提醒我们:现代性能否幸存取决于那些生活其中并拥有后现代意识的现代人。对于赫勒而言,即使现代世界是如此多元和异质,在那些拥有后现代意识的现代人那里,“家”都始终是自身与这个世界之间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因为现代世界中,“家”不再局限于那个出生之地和所寓之所,它已经被这个时代赋予了更为丰富的世界意义。“家”不仅仅与个人的情感经验相关,它还与整个世界相连,因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早已把每一个有责任的个体团结在一起。

作者简介

姓名:王海萍/李晓晴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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