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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引领区域文化研究 ——以近代天津、上海、汉口为例
2020年02月28日 10:32 来源:《史学月刊》(开封)2018年第10期 作者:涂文学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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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由于城市在地理、生态、经济等方面对所在区域的背负和依托,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与区域文化发生同构、认同现象。但至近代,随着中国现代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逐渐成为独立于乡村存在的异质实体,城市文化也实现了对区域文化的全面超越,显露出自身独特的文化个性,并深刻影响了区域社会风尚,丰富、提升了区域文化的内涵与品位,引领区域文化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整体转型。

  关 键 词:城市文化/区域文化/认同/超越/引领/辐射

    作者简介:涂文学,历史学博士,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湖北 武汉 430056

 

  城市对区域文化的引领和辐射自古而然,“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锦”。汉代曾经流行的这首歌谣就十分形象地描绘了都市文化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和带动。晚近以来,随着现代城市化运动的深入推进,不仅吸引大批乡民移居城市,而且使传统乡村文化向都市迁徙,逐步演进、同化为都市文化。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由传统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向现代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的整体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

  一 区域背景与城市文化风格的生成

  区域文化影响城市文化,这是因为城市不能脱离于区域环境而孤立地存在,其在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与所在区域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某种同一性。因此,城市文化便不可避免地烙上区域文化的烙印,形成城市文化最基本的个性特色。这种个性印记不仅表现在文化的具体形式如语言、艺术样式和民情风俗,而且更深刻地体现于城市人的性格特征之中。

  区域文化影响城市文化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原因所促成,首先是城市背负地域形成的自然的地缘关系;其次是因为主要接纳周边移民而形成的天然的亲缘关系;再次是因为地缘与亲缘关系所带来的城市与区域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频繁交往和密切互动。这里我们以天津、上海、汉口为例子,来看看津、沪、汉三个城市的文化风格与其所处的区域文化背景燕赵—华北文化、吴越—江浙文化、荆楚—江汉文化之间的同构关系。

  近代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吸引大批乡村人口移居城市,一般而言,近代城市都是移民城市。城市虽然吸纳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区域,表现出人口集聚多源性特点。如天津“土著者少,流寓者多”,“军民商贾虽云杂遝,屈指版图,土著仅十之二犹歉”①。上海作为最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来源国际上包括40多个国家,国内则涵盖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云南、东三省等18个省区。“在沪之人多系客居,并无土著”②,上海华界1934年非上海籍居民占75%,到1936年更增至76%③。汉口“居民几乎全部是周围地区的人”④,“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⑤,其地域来源包括湖南、安徽、江西、四川、云贵、山西、陕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区。

  尽管如此,城市移民的地域来源在数量比例上仍然是有所侧重的,即由于交通、经济联系、灾荒、战乱等多重因素,城市吸纳本地区的居民所占比例总是大大高出其他地区的移民。在明代中叶,天津的安徽、江苏移民较多,几占天津人口的46%。但这不是自然移民的结果,而是由于政治、军事强制性移民所造成,是一种官、军籍移民。到了清代中叶,南方寓居天津人口所占比例逐渐下降,北方各省,尤其是附近郊县移居天津人口明显增加,已达15%。到了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北方各省,尤其是河北移民逐渐居于天津移民主导地位。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一些工业部门产业工人来源调查表明,由河北来的工人已占绝大多数,如地毯工业354名工人中,河北籍有326人,织布工人中,河北和山东籍工人占比达94.32%⑥。在商业领域,华北移民亦逐渐取得相当优势,“河北冀州人多地少,灾荒兵祸不断,许多农民离家寻求生路。他们刚来天津只是做小商贩等小本生意,以后逐渐成为冀州帮,在天津的五金、竹木等行业有很强的实力……迁居天津者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反馈到原籍后,产生强烈的诱惑力,吸引农民来城市。正如当时流行的谚语,‘谁想发大财,快到北洋来’”⑦。

  上海城市移民中江浙地区的移民占多数。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作者研究:上海的非上海籍人口中,人数较多的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和福建等地。其中江苏和浙江两个省籍的人口占了非上海籍人口的2/3。1885年,上海总人口中,约20%来自广东,40%来自浙江,37%来自江苏。而到了1935年,原籍广东的人只有4%,而来自江苏的占比为53%,来自浙江的占比37%,江浙合计占比达到90%⑧。由此可见,外来人口构成了上海人口的主体,而且大都来自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的省份,其中尤以来自长江三角洲的江苏、浙江为最多。

  汉口城市移民的主体是黄陂、孝感、天门、沔阳、汉川等江汉平原一带的商民、船民及灾民。据近人研究,汉口最早的移居者可能是黄陂、孝感人。“汉口黄陂街在明嘉靖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孝人也。”⑨清代中叶,“汉口商业持续繁荣,规模日渐扩大。不同层次的中国人都大量涌向这个城市……为了他们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受到吸引来汉口的人几乎都是来自狭义的‘长江中游大区’:湖北的中部和东部、湖南的北部和中部以及河南的西南部。但是,最多的还是来自附近的湖北诸县乡村”⑩。据汉口市政府秘书处编纂的《汉口市政概况·公安》(1932.10—1933.12)统计,1933年,汉口全市总人口共768859人,其中来自湖北本省的移民有541603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0.44%。由于本省移民迁居汉口后大都聚居一处,因此逐渐形成黄陂街和沔阳街、咸宁码头、鄂城墩、天门墩等移民痕迹甚重的地域性街道、码头名称。

  津、沪、汉所处的上述区域背景及以所在区域原居民为主体的城市移民,使城市文化在形成自己风格时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印记。移民在区域文化与城市文化中所起的中介性负载作用是最为明显的,他们不仅直接引入原居住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而且将一些文化样式也带入城市。天津的评剧与冀州帮有直接关系。汉口的楚剧与汉剧最早便是由黄陂、孝感、黄冈、荆沙一带的移民戏班引入的。“盛行于上海一带的戏曲多源于江南一带的地方戏曲,这也是与上海居民江南一带占大多数的情况相结合的。”(11)上海的戏院绝大多数都是江浙人经营并上演当地戏曲,“这些小戏院全沪总算起来,有六十余家,扬州戏占了半数,绍兴文戏有十余家,淮戏(除扬州外大江以北名曰淮戏——原注)十一家,最少的就是宁波滩簧,只有三四家。小戏院的开设,都是在小菜场附近,他们的票价很便宜,有一毛钱或十七八铜元就可听一次。小戏院的设备是十分简陋,除了几张破布景外,还有十几套由石路买来的旧戏衣,又雇用了五六个人,甚么售票、查票、后台管理等,差不多每家都是这样,每一家戏院的演员只十八九人,串演一出戏的时候,往往一个人扮两个角儿等,看起来好像教化子打架”(12)。

  区域文化影响城市文化,使城市文化在语言、艺术样式、体裁、题材、内在风格上形成独到的地域风格。以语言形式来说,天津话语境准确,干净利落,咯嘣脆;上海话既干脆直接,又生动灵巧,虽语调平缓,但语速较快;汉口话率直嘹亮,俚俗少文。这些语言特点显然因北方方言、吴侬软语和楚腔汉调的影响而来。语言风格又直接影响地方戏曲风格,流行于天津的京韵大鼓、评剧,以北方话为底调,具有字正腔圆,高亢嘹亮的特点,而用吴语演唱的绍剧、沪剧、越剧等,则大多婉转悠扬,低吟浅唱。“汉剧的唱、白中多土音,外省人听不懂,当然是如情理中的事,就是湖北人,也常是甲地人听不懂乙地人演的戏。”(13)

  在艺术风格上,津、沪、汉所代表的南北文化差异更是十分明显,即使是同一剧种在城市里经过文化改造也显示出风格差异。最突出的是京剧。天津和上海同样是近代京剧重要的演出基地。但天津京剧似乎继承了北方京剧(北京)的正宗,而上海京剧则在艺术形式上受徽戏的影响,在内容上更掺进了江浙一带奢靡习尚和崇尚华丽的审美趣味。因此,一经传入后便对其做了诸多改造,形成奢华炫丽、舞台翻新、彩绘布景、表演火爆的所谓“海派”京剧。而流行于汉口的楚剧所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的地域色彩也十分明显。一是戏曲语言是所谓“汉腔”;二是在内容风格上粗俚鄙俗,所谓“言辞粗俚即是之谓”。

  天津、上海、汉口三城市所处区域民风不同,性格各异。天津属于燕赵——华北文化系统,地方志书描述其风俗民气是,重农崇俭,人性劲悍、尚侠重义、敦厚钝重、喜结朋党、游手之徒颇多……上海则处于吴越——江浙文化系统之中,其民风人性是经济丰庶,文化学术氛围浓厚,人性轻扬飘逸,精明机变,长于计算……汉口为荆楚——江汉文化系统所包围,其民情风俗为锐于治生,学风较盛,热衷政治,精明少信,信巫重祀……这些地方的民风和民气对津、沪、汉城市市民性格潜移默化,施加影响,林语堂曾经对这三个地区的国民性格有过形象描述,关于北方—天津一带人的性格,他写道:“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像蒙古人,与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人相比更为保守,他们没有丧失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位的窃国大盗。”天津城市市民的性格自然受北方人整体性格影响,外表粗犷,为人厚重,言语幽默。所谓“十个京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14),特点却是因循守旧,受传统宗法观念和民间宗教思想影响严重,导致近代对西方文化与沪、汉市民价值与行为异趋。林语堂认为江南——上海人又是一种类型:“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林语堂笔下的江浙人与上海人的形象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商人+才子型。外表纤巧,头脑精明,思维敏捷,胆小怕事。这正是江浙一带自然条件优越,生活富足,长年丰饶,衣食无忧,商贸发达,文风昌盛等经济人文环境而养成的细腻、敏感、热情,好表现、讲排场、喜享乐、重养生、圆滑世故的国民性格。这些性格特征上海几乎全部承接。鲁迅指出上海的文人是“才子型”的(15),大致反映其性格特性。林语堂对汉口人也有有趣的描绘:“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为‘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16)这里所讲的汉口人显然受到古代楚人和近代江汉一带民风的影响,精明中掺杂着狡诈,有蛮气且性格火爆,急功近利热衷于短期行为,善于接纳包容外来文化却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等等。上海人与汉口人在性格特征上从总体上区别于北方文化体系的天津人:精明而富于商业头脑,较为开放善于接纳外来文化。这些都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其明显的文化优势。

  二 城市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同构

  近代城市文化与区域文化的同构既是一种文化发生学意义上的文化现象,也是在现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不充分,城乡二元结构状态下的一种历史现象。近代城市文化与传统区域文化作为两种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对立状态在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甫一开始便初露端倪,且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以其特有的顽固性从来也没从城市完全退出。这首先取决于城市化状态的严重残缺。像天津、上海、汉口这类先期进入近代的城市并没有获得良好的区域生态,仍然孤悬于落后的乡村环境的包围之中。天津尽管在洋务运动时期有唐山、秦皇岛一线城市带崛起,但这些城市甚至包括天津本身所带有的华北乡村朴野守旧的文化气息,使城市近代文明幼苗遭到吞噬。汉口长期一城独大,鹤立鸡群,并无相应的城市群拱卫,与周边乡村缺乏应有的现代联系纽带。《海关十年报告》说,“在目前中国这块土地上,铁路还处在它的童年;邮政业务传播到偏远地区只能靠某一阶层的忠诚劳动——信差。他们以每小时10里的速度昼夜兼程地奔波,风雨无阻”。“交通运输——从上一份十年报告里可以得知,除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联结平汉的公路外,本地区没有什么其它的公路值得一提”(17)。现代交通、通讯的短缺,正是城市化程度低的一个显要表征,其结果是制约了城市与区域之间经济文化交流互动,阻断了区域和乡村受城市影响而逐渐城市化的步伐。上海周边的情形相对于天津和汉口要好许多,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较为稠密,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较高,但这只是相对内地而言,近代江浙乡村现代化水平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所需要的区域生态并不匹配,就上海本身而言,由于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其与乡村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和互动缺乏有机常态机制,城市仍然是一种受传统乡村包围的孤立存在,以至外国旅行者认为上海与乡村之间是边界最为清晰的城市。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城乡生态,使得乡村和区域文化的魂灵一直飘荡在城市的上空,存留于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城市文化与乡村和区域文化同构,首先反映在城市社会习俗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如天津、汉口对岁时节令等传统农业习俗便十分看重,《津门杂事诗》有一首诗就描绘近代天津市民仍沿袭乡村遗风,每到正月二十五日填仓节时在自家院落象征性“打囤”的场景。许多来自乡下的工人和商人,尽管表面上已经是具有城市身份的市民,但他们不过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乡民而已。如上海,“在苦力为主的棚户居民中,直到40年代后期仍然保留着乡民特有的文化习俗。在沪西的余姚路棚户中居民仍以‘义悟堂’(土地庙)为聚会场所,当他们在共产党引导组织下反抗地头蛇欺压时,还习惯于聚集义悟堂磕头烧香盟誓,在他们组织灾民求生存抗议游行时,则每人手持一支点燃祭神用的香,燃香游行。他们生活于都市里的‘村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都市里的乡民”(18)。“由于近代上海人口是在短时期里急速发展起来的,来到上海的移民,往往离土未离根,身离魂未离,因此,他们大多保持着对家乡与上海的双重认同,回到家乡是上海人,住在上海是外地人。他们在上海,说家乡话,吃家乡菜,听家乡戏,守家乡风俗……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农民的习惯。卢汉超的研究表明,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上海回忆也证明,生活在弄堂里的近代上海人,很多人住所变动少,活动范围小,接触的人也很有限。近代上海,同乡相对集中居住、同乡交往密切的情况相当普遍,这增强了各地乡土文化在上海的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人的大多数其实是生活在都市的乡村里。”(19)总体而言,居住在城市里的大多数人们,其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仍然囿于农业社会的乡居传统,与现代都市社会文化生活大相径庭,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使我们市政失败的,是一般市民虽然居住在城市,而仍不脱离乡村生活习惯,不能理解现代城市生活之意义与特质,仍保留自由放任散漫消极之种种旧习惯,认政府正当干涉为压制,对社会缺乏公共观念,个人只顾自己之方便,不顾全体人之利益,不明白城市环境与乡间之差异,市民个人行为与社会全体有密切关系,社会足以影响个人,个人亦足以影响社会,故在现代城市当中生活之市民,必须有公共观念团体生活之精神,个人之行动,须以整个社会之福利为准则”(20)。不唯下层市民如此,抵制都市文化,认同甚至迷恋乡村文化,更成为都市文化精英一种文化心态。易家钺援引顾炎武“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的“古训”,以此证明“鄙弃都市正是我们中国的民性”。“中国的文人历来说的都是一些山林的幸福,所谓隐居生活,不得意的时候就说厌红尘,红尘即都市的表征,连住在城市中都要模仿田园的景色;最有趣的是中国的武人,近来一些军阀,最喜欢说“解甲归田‘四个字。凡此皆代表中国人的特性。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厌弃都市呢?唯一的原因,就因为中国是农业国”。缘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农业文化观念,近代一般文人厌恶和批判城市文化而竭力赞美乡村文化。易家钺说:“乡村生活是和平的代表;住在乡村的人,只有诚实,笃信、和悦而谦恭,勤俭而知足,人类一切美德差不多可在乡间求之……反之,都市生活是罪恶的代表:在城市中钻来钻去的人,只有相互的欺诈、诱骗,奸险百出,一个个鬼头鬼脑,所有人类的一切缺德,无不兼备,这种缺德的总和,便是近代文明的全体。”(21)周作人称上海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22),朱自清称自己是扬州人而不愿与上海人为伍,“大华饭店霓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面……还不是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多”(23)!茅盾在《子夜》中,描绘了一位初到上海的传统乡绅“吴老太爷”对都市文明的无比的厌恶(24)。与对现代都市的不适、疏离乃至鄙弃、批判不同,近代文化人赞美农业文明,依恋田园牧歌般的乡村世界。“在沈从文的作品里,一种对乡村风景的思恋之情,被作者对都市生活的那种难忍的不适和疏离之感所勾起”(25)。

  近代中国城市各个文化层面体现出来的上述对乡村——区域文化认同意识和依恋心态,值得玩味。虽然乡村城市化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化主题,但“回到乡村去”的呼声却一直伴随其间,不绝如缕。直到20世纪40年代,著名市政研究杂志《市政评论》在讨论中国农村城市化问题时仍有不少人逆向思维,呼吁“都市农村化”,以避免欧美都市畸形繁荣之流弊在中国重演(26)。崇尚和留念农业文明,鄙弃和敌视城市文明,更是当时不少文化精英的普遍认识。尽管城市有现代工业文明,但却要不断地到乡村去吸取传统道德——精神文明的营养,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乡村才是美德的发祥地。由于城市和城市文化并不占据道德高地,因此,近代中国城市文化与乡村和区域文化同构只能是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伦理的畸形结合,最终导致乡村城市化步履维艰,城市文化现代化终究难产。

  三 城市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引领与辐射

  尽管由于空间的纽带和经济的依赖以及传统文化的惯性使然,使得城市文化对区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认同和同构。但是,由于城市文化与以乡村文化为主色调的区域文化毕竟是两个对立的范畴,城市是作为异质于乡村而独立存在的社会实体。由于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乡村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最终必然导致城市文化对区域文化的整体性超越,并以全新的现代文明形态引领区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变。

  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双重视角观照城市文化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彼此之间存在吸纳与辐射的双向交流关系。国外文化地理学家们在谈到城市对周边地区的文化传播时,曾谈到两种传播方式,一是传统的地缘推进方式,另一则是在城市化已经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大城市通过中小城市作网状的集散对流。近代城市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和辐射,与上述两种方式均有关系。如上海都市文化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施加影响,就是上海与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城市双向交流的传播方式,使传统吴越文化感染海派文化之风,加速其社会文化现代化步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沿江一些城市被迫开埠,汉口在经济、文化方面与宜昌、沙市等省内城市及岳阳、九江等湘、赣城市互相对流,交相辐射,并向周边扩展。“汉口、宜昌、沙市为鄂省三大商业中心,汉口更为全国五大商埠之一,其商业贸易状态,实足以代表湖北全省商业贸易之一切”,使江汉平原乃至两湖平原走出封闭自足的农业社会,开始缓慢的现代化进程。

  近代城市文化超越区域文化并最终引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市的开放和早期现代化。津、沪、汉作为三个早期现代化相对发展充分的城市,其城市文化风格的最终生成与早期现代化尤其是西方化有直接关系。如天津,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便一改往日厚重朴实的性格,而带有新的特点:“重商加五河下梢,风气也受影响,表现为,北京朴厚多一些,天津机心多一些……”尤其是上海,其“海派文化”的形成,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的结果,海派文化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的代名词,鲜明地体现出的现代性、城市性,不是原有地域文化所能涵盖的。而且到了近代,津、沪、汉三城市已远不是区域城市,而是国际性城市,国内中心城市。其城市文化显现出异于传统乡村和区域文化同构的异质性特点:文明形态整体转型——由传统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转变;空间局限的极大突破——立足、背负于区域但又不囿于区域,吸纳各地文化甚至海外文化并化合成一种超地域的、复合的城市文化;文化品位的提高——聚炼、提升地域文化,使朴野俚俗的传统乡土文化升华为都市人能够接受、喜爱的雅俗共赏的现代城市文化。

  近代城市文化引领区域文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影响之一,通过经济联系的纽带,区域经济一体化初现端倪,传统小农经济开始向近代商品经济转型。如天津,“华北铁路网的建成,改变了传统的商品运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天津与腹地的商品流通。20世纪以后,形成了以京奉、京汉、津浦、京张和正太线为主的华北铁路网,给天津与腹地的交通运输带来本质的变化”。“而且,天津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城市的基础设施齐全,文化娱乐场所集中,具有近代化交通通讯和大型仓库、专业货栈等齐全的辅助性设施,商品充足,流通渠道通畅,交易活跃,信息迅捷,是北方最大的信息中心和交易中心,吸引着中外、南北各路商人汇集,具备了成为经济中心的能力”(27)。天津的商品辐射圈近到周边如宝坻、高阳、清风店的机制棉纱交易市场,中到河北保定、石家庄、邯郸、胥各庄,河南安阳,山东德州、张店、济南,山西榆次等广大的华北腹地的棉布市场;更远到内蒙古、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等西北地区的皮毛交易。如果说,近代天津主要是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城市与华北地区发生经济联系和交往,那么,上海作为国际性城市,其经济联系和市场辐射不仅在长江三角洲,且更影响全国。“由于上海以其巨大的货物吞吐量成为近代中国内外贸易两个辐射扇面的结合部,这样在全国而言,就更加强了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就国际而言,上海也以其中国内地广阔腹地的中心城市身份而跻身于世界著名大都市之列”(28),“由于工商、金融企业的集中,近代上海成为万商云集之地。这些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也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工商、金融各业的信息中心。为了及时地取得这种经营上的信息,不少内地大企业都专门在沪设立常驻机构以了解商情,以指挥和安排生产。上海以其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影响着沿海城市直至内地的穷乡僻壤的经济发展”(29),作为近代经济中心的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带动农村居民维生方式发生近代变革,由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型。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河北的定县、宝坻和高阳,山东的潍县等地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这一行业的中心。大批的农民从天津、青岛和上海的纱厂获得棉纱供应,有时还从纺织品商人那里得到织机。这些商人按合同收购农民的产品,销往华北和满洲各地”(30)。晚清张之洞在武汉兴办湖北“丝麻四局”,也带动江汉平原商品棉的广泛种植。汉口开埠后内外贸易兴盛,吸引了湖北许多县份农民放弃传统农业而从事二、三产业,与汉口发生商业往来。汉口近郊“乡农之家,亦勤纺织”,“四方来贸者,辄盈千百捆载而去”。汉阳“平时则收买白布转贩汉口镇,小民夜成匹,朝咸来贸焉”。武昌近邻农村,工贸颇为兴盛,“各地油坊产额颇高,麻油菜油豆油为最,油饼多运销外洋。蚕桑业亦甚,养蚕者多为妇女”(31)。

  影响之二,由于中心城市的示范与带动作用,津、沪、汉周边区域出现了一大批“小上海”“小汉口”等与上海、武汉唇齿相依的新型城镇,区域现代城市化有了长足发展。近代以前,天津周边为自然村落所环绕,光绪初年,到天津旅行的外国记者看到,“从天津到芦台,经过的地方是一片平原,十分荒凉;有些地方连一栋房舍一棵树都看不见,又有些地方只有几块地种着麦子和黍子;但大部分的地上是野草和芦苇”。“开平是个小地方,除了集日以外,没有任何重要性。从前它有城墙,有些地方还留有废城残迹,但颓毁已很久了。从芦台往开平的路上,最初五六十里地方很像从天津到芦台路上的情况”(32)。但是经过开埠尤其李鸿章在天津办洋务后,天津周边自然与人文景观发生重大改观,由“阖村烟户只十八家”的乡野发展为“现已千计”(33)的工矿业专业城市:“地面上,工厂、仓库、洗煤机等很引起旅客的注意……”(34)至清末民初,一个以天津为中心包括唐山、秦皇岛等城市在内的华北近代城市体系已具雏形。近代湖北乃至长江中游地区,在汉口开埠尤其张之洞兴办的洋务企业带动下,新型城镇化亦蔚然而兴。这些市镇包括工矿城镇应城、大冶、萍乡等;商业性港口城市宜昌、沙市、岳阳、九江等;因铁路修筑而逐渐繁华起来的城镇如孝感、纸坊、咸宁、蒲圻等。城镇化的发展,改变了汉口鹤立鸡群,一城独大的城乡生态和长江中游自然人文景观,湖北大治在大冶铁矿未建之先,仅有一条四户人家的“谈心街”,至1924年,成为矿山方圆200余里,每年缴税32400元—33177.6元的工矿巨镇(35)。江西萍乡亦因汉冶萍公司成立后萍乡煤矿的建设,由一个人烟不稠的荒山僻野一跃而成为数万矿工和商民聚集的“小南京”。

  影响之三,近代城市文明之风吹拂到乡村,使区域社会风尚丕变。近代城市文化作为一种“动的文明”,其传播速度和渗透力,影响力、同化力十分强劲。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乡村和区域文化同构影响城市从而形成其文化个性特色,那么,近代则是城市带动乡村和区域文明由传统农业文化、乡村文明向工商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缓慢转型。城市文化的这种同化力在上海表现得最为突出,“世界各国大城市,其住民最富同化力者,莫如上海。无论何地之人,一抵上海,不能不染三种习气:一曰趋时,二曰务奢,三曰尚圆滑。苟不如是,似不足以化成完全之上海人也。上海人同化力之可惊,有如是者”(36)。在近代中国,上海不仅影响江浙地区的社会风气,而且是整个中国风尚现代化的领跑者。人们看上海电影和经过上海艺人改革后的话剧(新剧),读上海发行的近代中国最大的报纸《申报》和最有影响的画报《点石斋画报》,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仅风靡于上海滩,同样也是北京,汉口等内陆城市人的最爱。上海人的服饰和穿着打扮被内地人艳羡和模仿,许多内地城市如苏州、沙市等因为被人称之为“小上海”而倍感荣耀和自豪……汉口虽然没有上海这么大的影响力,但其对湖北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与汉口相邻的县份如武昌、汉阳、黄陂等最早受到汉口近代文化的冲击,“宦商益集,冠盖往来,奢靡日趋”(37)。长江、汉水以及京汉、粤汉铁路沿线地区在感受汉口文明气息后,亦步亦趋,风气渐升。蒲圻县“自铁路四通,奇技淫巧,毕萃于都市,故近城镇者习奢华,而山泽则尚朴素”(38)。麻城县的中区和西南“与武汉交通便利,似觉开通,而奢靡之风亦渐染,但乡间普通人民淳朴者尚居多数”(39)。黄州府所属之沿江黄冈、浠水、蕲春、武穴各县,在饮食、服饰、商业乃至待客礼仪等方面,都与其所在山区县大相迥异。汉江沿线老河口、沙洋、岳口,仙桃、马口等市镇有“小汉口”之称,人们用洋油、穿洋纱、坐洋船下汉口,生活方式出现一些欧化倾向。

  影响之四,城市文化向乡村和区域传播,丰富、提升了区域文化内涵和品位。近代城市文化影响区域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文化在吸纳了区域文化并通过都市文化过滤升华后,又反过来辐射到乡村和区域。如评剧在20世纪30年代不仅在天津达到其鼎盛时期,而且是广受京、津、冀一带人民欢迎的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性剧种。越剧在19世纪20年代经上海艺人们在语言、音乐、表演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造后,渐渐成为颇具影响的地方剧种,20世纪以来不仅成为浙江人民最喜爱的娱乐艺术,而且还曾因《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名剧上演而风靡全国,为海内更多观众所接受。汉剧原产于荆沙一带,清代中后期进入汉口,经过提炼,改造后的汉剧不仅在江汉平原倍受观众所喜爱,而且通过传统商路传播辐射到中原、皖赣、西南、西北广大地区,对此,民国时期有人作为详细考察。清末民初,汉剧风行汉上,“汉口汉阳的外来客商藉此破旅中寂寞者不少,自汉水上游来,客商也因喜欢这种异乡的歌曲而带着回家去了。襄樊一带也有二黄在盛行了(《皖优谱》谓汉剧唱腔杂襄樊声)。船行至襄樊,白河来汇,河南南阳、镇平、淅川、邓县、新野的客人自此转船归家,便将二黄带到河南去了……陕西东南数县的客人,仍趁汉水的船上行,因而把二黄带到陕西去了。”“下江来汉口的客人分水旱两路,水路又分江西帮、安徽帮。安徽帮的客人,又分水旱两路。起旱路的客人便直起黄梅,宿松,而奔向桐城老家去了,汉剧传布到安徽的北部,当然是这帮客人的功劳。他们初尚以湖北黄陂土音唱演,后来改用本地土音,韵味也就变了,再不叫做‘二黄’(或‘汉调’),而名之曰徽调……安徽帮水路的客商,是和江西帮客人同路的,趁大江的船顺水而下,直到安庆下船,所以把汉剧带到了安庆。安庆附近的石牌腔、枞阳腔等土调,是时与外来的汉调混合而产生了正统的徽调……”(40)到民国中期,几乎大半个中国的城乡都流行汉剧了,“汉剧本为吾鄂之土产剧,虽前确能通行陕西之汉中、汉中,河南之汝宁、湖南之岳州、四川之重庆等地”(41)。二是现代城市文化样式如报纸、图书、杂志、话剧、电影开始传播到内地城市甚至乡间村野,深刻影响到内地人们的日常文化生活。如报纸,当时中国最大的两家报纸《大公报》和《申报》就出自天津和上海。上海更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都集中于上海,其书籍发行网络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如汉口的交通路、统一街图书批销市场就大多经营上海出版的各类图书。不独武汉,还有像厦门这样的边地城市亦如是:“上海成为‘文化首府’的趋势不断加强,像厦门这样的城市已更多地依赖上海的出版物。”“正如上一个10年报告所说,上海仍然是中国文化中心。厦门的阅读材料来自上海,包括杂志、期刊和学校课本。”(42)上海发行的《点石斋画报》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画报,其发行网络遍布全国各大省会城市,“点石斋在全国各大城市设有销售点,上海之外,有北京琉璃厂、金陵东牌楼、苏州玄妙观、杭州青云街、湖北三道街(即武昌三道街——引者注)、汉口黄陂街、长沙府正街、福州鼓楼前、重庆陕西街、成都省学道街、南昌贡院前、济南贡院前、太原贡院前、西安贡院前、贵阳贡院前、昆明站员院前、南宁贡院前、兰州贡院前,等等。《点石斋画报》畅销全国各地,是19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画报”(43)。电影和话剧最先从西方传入上海,话剧经过上海改造后被称为“新剧”,不仅为上海人所追捧,也通过上海转口内地而风行一时。1910年,任天知的上海话剧进化团,曾到芜湖、扬州、宁波、南京、汉口等城市巡演;1912年,陈镜若的上海新剧同志会除在上海演出外,还到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杭州以及湖南、湖北等地演出;此外知名话剧团体春柳社也曾西上两湖地区演出。著名电影演员郑正秋最先也是演话剧的,“他从组织新民社起才开始搞新剧,他又编又排又演……新民和民鸣合并后,他就专门做演员。一九一五年他退出民鸣办大中华新剧社……一九二三年赴汉口老圃新剧团搭班”(44)。上海是中国电影艺术的发祥地,是电影制造公司和发行公司最多的城市,据统计,1925年前后,上海共有电影公司141家,内地城市放映的国产和外国电影都是从上海输出的。如汉口影剧院,清末即从上海引进外国电影。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放映的国产影片都是上海的电影公司制作发行的,如20年代,汉口“各院映出的从‘古装片’和‘武侠片’‘连台本’大量出笼,‘大烧片’接连不断,如《火烧红莲寺》,在‘百代’首映后,小学生出走江湖,寻师访友,深山学道之事,迭有发生,家长们莫不引为深忧,在进步舆论的纷纷谴责下,始有收敛,是后《姊妹花》在‘明星’‘百星’等院的映出,持续爆满29天,共80余场,在鸳鸯蝴蝶派文人大量参与电影制片时,《姊妹花》的出现,倒也是难能可贵”。30年代,上海电影艺术日臻成熟,涌现了一批现实主义艺术佳作,上海电影在汉口电影市场风靡一时,受到观众热情追捧。“1933年,《狂流》在‘光明’映出,由于它真实地再现了武汉人民在洪水之灾中的悲惨遭遇而深感切肤之痛,接着《渔光曲》《桃李劫》《大路》《凯歌》《风云儿女》《迷途的羔羊》《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片陆续与武汉人民见面,深受广大市民喜爱(45)。上海电影院经营模式也为内地城市学习和效仿,如“汉口影剧院的名称,对于京沪等地颇有亦步亦趋之势,又如上海有丹桂第一园,新舞台、百星等,汉口有之,北京有文明园,今汉口又步其后尘,于是后花楼影戏园更名焉”(46)。“1917年张国樵试办新世界于爱国花园,仿上海游艺场格式,为来年汉上新世界之张本”。还有的电影院干脆加盟上海电影院,为其在汉口的连锁营业影院,如汉口“九重电影院”即隶属于上海“雷摩斯电影院”(47)。

  近代城市文化对区域文化的辐射有一个分级传播、渐进辐射的过程。上海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影和新剧等新型城市文化产品首先传播到汉口这样的文化次中心,然后通过传统商路远销至西南、西北广大边远地区,使闭塞落后的西部地区开始感知清新奇异、灵动开放的现代都市气息。以书籍报刊为例,民国时期,武汉的私营书店除一部分由湖北籍老板经营外,绝大部分为上海在武汉开设的分店,这些书店集中于汉口统一街、交通路和武昌胡林翼路(今民主路)。如统一街“开设较早的有广益、锦章、昌文、宏文堂等书局。嗣后,又陆续开设有崇文堂、大文堂、东亚、兴华、楚文、大华等书局以及恒泰昶画片店。这些书店的经营业务分为两类。一类是总店设在上海,只经销总店出版的图书或上海虽无总店,但货源依靠上海书店提供的书籍(代销)。这类书店称为‘洋帮’或“石帮’(即石印),如广益、锦章、东亚、兴华、恒泰昶等店。一类是自身木刻出版的本地书店,称为‘木帮’(即木刻),如大文堂、崇文堂、昌文、楚文等”(48)。统一街主营传统蒙学和通俗读物,如四书五经、碑帖画册、珠算、历书、医卜星相图书、章回小说、楚汉戏曲等等,交通路则专营以大,中专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学术、科技书籍。汉口分店的书报分销借助传统商业网络,传播范围甚为广泛,“由于市场需求量巨大,货从哪里来?那时上海还有几家书局在翻印这些东西,如铸记书局、尚古山房等,但由于长江运输不那么畅通,经常脱销,统一街的几家小书店就设法在汉口用石印或木刻翻印”(49)。有的还在其它城市和地区再开分店,建立更为细密的三级转销网络。如创建于1932年的生活书店,建社伊始就在汉口交通路41号开设了分店。八一三事变后,生活书店将工作重心向内地转移,1937年秋冬上海南京失守后,生活书店迁址武汉,抗战前生活书店只有武汉、广州两处分店,抗战开始后,以武汉为中心,生活书店在西安、重庆、长沙、成都、桂林、兰州、贵阳、南昌、昆明、福州、常德、金华、衡阳、柳州、南宁、宜昌、恩施、万县、梅县、玉林等地一共开设了56处分店(50)。生活书店在汉口出的书,贩卖到各分店,影响及于湖北大部地区以及华南、华中、西南、西北几乎大半个中国。

  近代电影、戏剧、书报由口岸城市传播到内地城乡,改变了人们的阅读、观赏内容和方式,由尊孔读经到知晓西学新知;由书院私塾的传统教育到新式学校课堂教学;由乡野俚曲的“撂地”演出或传统戏剧的“堂会”唱演到电影院和戏院放映电影、上演话剧、海派京剧等大众娱乐公共艺术……改变的当然不仅仅是形式,由于新知识的传播而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潜移默化,革故鼎新;风俗习俗的去朴从艳,由简趋繁;维生方式“舍本逐末”,工商为业;生活方式的追奇逐新,洋化西化……广大内陆地区在天津、上海、汉口等风气早开的现代化城市引领下,走上了由传统农业文明、乡村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转型的坎坷旅程。

  注释:

  ①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②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③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

  ④⑩罗威廉著,鲁西奇等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4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246页。

  ⑤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卷一《市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⑥参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463页。

  ⑦《商务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七日,转见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⑧参见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⑨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卷五,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11)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8页。

  (12)《小戏院,说不出的设备简陋》,《社会日报》,1936年7月27日,第2版。

  (13)金锷:《汉剧改进的几点建议》,《罗宾汉报》,1949年7月10日,第2版。

  (14)张中行:《津沽旧事》,蔡栋编:《南人与北人》,郑州:大象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62页。

  (15)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页。

  (16)林语堂:《北方与南方》,转见蔡栋编:《南人与北人》,北京: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页。

  (17)穆和德等著,李策译:《海关十年报告——汉口江汉关(1882—1931)》,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22、163页。

  (18)戴维·斯特伦:《政权阶级与性别——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城市史研究》第2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145页。

  (19)熊月之:《乡村里的都市与都市里的乡村——论近代上海民众文化特点》,《史林》2006年第2期,第76页。

  (20)江怀黎:《城市建设之精神上要素》,《市政评论》1941年第6卷第3期,第3页。

  (21)易家钺:《中国都市问题》,《民铎》1923年第4卷第5号,第1~25页。

  (22)周作人:《谈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90页。

  (23)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7页。

  (24)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茅盾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3页。

  (25)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4~495页。

  (26)参见殷体扬:《农村都市化问题》,《市政评论》1941年第6卷第3期,第3~4页。

  (27)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379~381页。

  (28)(29)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160、23页。

  (30)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31)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卷六《湖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影印版1986年版,第6页。

  (32)庵特生:《开平煤矿纪略》,1869年5月18日记。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13~614页。

  (33)徐润:《在建平金矿寄故乡父老信》(光绪二十一年春),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653页。

  (34)《字林星期周刊》,1884年6月27日,转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652页。

  (35)湖北省冶金志编纂委员会编:《汉冶萍公司志》,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36)《上海风俗琐记》,转见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版1986年,第133页。

  (37)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上,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38)宋延斋:《蒲圻乡土志》第4篇《人文》。参见涂文学:《文化汉口》,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39)民国《麻城县志续编》卷1《疆域·风俗》。参见严昌洪:《忍斋七佚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页。

  (40)金锷:《二黄产于安徽抑湖北,或谓发源于河南赊旗镇》,《罗宾汉报》,1949年5月16日至18日,第2版。

  (41)《汉剧赴沪恐难实现》,《罗宾汉报》,1935年9月6日,第2版。

  (42)厦门《海关十年报告》之五、之六。见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425页。

  (43)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1070页。

  (44)《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转见武汉市文化志办公室编:《武汉文化史料》第1辑,1983年内部印刷,第36~37页。

  (45)彭厚荣;《解放前的武汉电影资料》,武汉市文化志办公室编:《武汉文化史料》第6辑,1987年内部印刷,第34、35页。

  (46)《趣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转见武汉市文化志办公室编:《武汉文化史料》第1辑,第92页。

  (47)武汉市文化志办公室编:《武汉文化史料》第1辑,第88~91页。

  (48)杨长风:《解放前统一街的图书市场》,武汉市文化志办公室编:《武汉文化史资料》第3辑,1983年内部印刷,第161页。

  (49)陈家熔:《回忆武汉通俗出版社》,湖北省出版局编:《湖北出版史料》第1辑,1984年内部印刷,第76页。

  (50)湖北省出版局编:《抗日战争初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武汉》,《湖北出版史料》第1辑,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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