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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另一个“娜拉” ——《玉梨魂》与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认同
2020年02月28日 23:40 来源:《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作者:李逸 字号
关键词:《玉梨魂》;新加坡华人;女性认同

内容摘要:中国电影《玉梨魂》在新加坡上映之后引发当地华人的热烈反响。

关键词:《玉梨魂》;新加坡华人;女性认同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逸,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玉梨魂》;新加坡华人;女性认同

    内容提要:中国电影《玉梨魂》在新加坡上映之后引发当地华人的热烈反响。本文结合当时的新加坡《叻报》和《新国民日报》等材料,以《玉梨魂》在新加坡的宣传、放映和接受情况为中心,借由新加坡华人的视角探讨早期中国电影的跨国传播问题。不同于20世纪20年代亚洲诸国对自由独立的新女性“娜拉”之追求,在《玉梨魂》的接受与讨论中,新加坡华人眼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最终以一个传统的慈母形象出现。这一方面是新加坡华人构建自我的文化认同,弥合华人社群的现实分裂,寄托对祖国的思念之情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承载了新加坡华人在欧占殖民地维护自身地位和尊严的渴望。

 

  1924年8月1日,新加坡曼舞罗大戏院里,由南洋影片公司[1]引进的中国电影《玉梨魂》(1924)已经连续上映一周了,可当地华人的观影热情丝毫不减[2]。当天开始,新加坡首份华人自办的华文报纸《叻报》(Lat Pau)[3]分两次刊载了一篇有关《玉梨魂》的影评。在这篇名为《评〈玉梨魂〉》的文章中,评论者对电影中梨娘所穿的服饰提出了自相矛盾的批评。一方面,梨娘遵照“旧习”的传统着装方式遭到了抨击:“我国礼制,凡妇女及及笄者,遇会客出外等事,必束裙,平日家居则否。然而此习久已废止,片中妇女,仍沿旧习,未免与时代不合”[4];然而另一方面,梨娘身为寡妇,评论者又强调她的着装应该合于其身份,遵从传统妇德:“当稍事淡素,庶合情理。安可不顾剧中人身份,而徒事以艳服”[4]。这种对梨娘形象的双重要求引出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即当时的新加坡华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具有怎样的形象?这种形象是如何产生,又如何展现在新加坡华人对中国电影《玉梨魂》的接受过程之中?

  事实上,女性形象的现代化转折自19世纪末期以来就得到了大量讨论。其中,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成为女性与传统社会伦理决裂,追求个人价值的典范。剧中女主人公“娜拉”也因此成为理想的时代女性之化身。在亚洲诸国鼓吹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各类媒体持续探讨这一话题,并引发热烈反响[5]。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做了名为《娜拉走后怎样》的发言,揭示出“娜拉”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不是堕落,就是回来”[6]的历史命运。巧合的是,自1923年12月26日开始直至1924年1月5日,新加坡的《叻报》集中刊载了包括《婚姻的式的研究》、《读〈择婚当首先重哪一项〉的反映》、《我对于恋爱问题的意见》、《男女社交问题》在内的一系列讨论恋爱婚姻和女性问题的评论文章。女性问题不仅在中国本土引发了诸多思考,也成为同一时期新加坡华人所关注的重要社会话题。于是当1924年7月24日,中国影片《玉梨魂》在新加坡首映之后,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人寻找“娜拉”的社会心态就与之勾连在一起,引发新加坡报章媒体的讨论。

  因此本文通过当时在新加坡影响较大的两份华文报纸《叻报》和《新国民日报》(Sin Kuo Min)[7]中的相关报道、影评和广告,还原电影《玉梨魂》在新加坡发行放映和传播接受的情况,试图以此揭示新加坡华人如何在《玉梨魂》的接受中找寻自己心目中的“娜拉”,并进一步探讨这一理想女性形象的建构背后,新加坡华人对自我身份的犹疑和确认。

  一、章服之辩:《玉梨魂》的女主角与理想女性的双重形象

  在《叻报》对电影《玉梨魂》提出批评后的第四天,《新国民日报》就开始连载一篇名为《评〈玉梨魂〉的评》[8]的专题文章,逐条反驳《叻报》的评论。双方还在电影女主角梨娘的衣着方面展开论辩[9]。

  正好就在《新国民日报》就梨娘的衣着问题向《叻报》发难的当天,《叻报》也发表了一篇关于日常衣着问题的短评文章,抨击新加坡奢靡的世风,意在转变人们(尤其是女性)的着装方式,提倡节俭,要求妇女能够遵守礼教,“冶容诲淫”[10]:

  近来习尚奢华,往往一衣之费,动至数十金。而裁制之新奇,装束之特别,尤以妇女为甚。袒胸裸臂,搔首弄姿,习俗所超,不以为怪,且以为不如此不入时也。狡黠者更藉曰为“审美之表现”,至于物力之消耗,人格之丧失,曾未顾及……[10]

  彼时的新加坡正分享着国际市场对锡、橡胶和石油的需求所带来的红利,新柔长堤(Johor Causeway)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也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以陈嘉庚为代表的部分新加坡华人在这一段贸易黄金时期,一夜之间聚敛了巨额的财富[11]174。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加坡华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转折。正如上文的评论所示,部分新加坡华人妇女的着装已经非常时尚和大胆,甚至可以“袒胸裸臂”,而且还“不以为怪”[10]。然而与这种生活方式的转折相对应,其时的华人社群中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传统和保守的力量,以至于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仍然公开将妇女时尚新潮的现代着装指责为“人格之丧失”[10]。

  这恰可与《叻报》对梨娘衣着的评论相互印证:一方面,梨娘的裙装被认为死守“古制”,“与时代不合”[4];另一方面,梨娘鲜艳的衣着又受到了违背传统妇德的指责,并且应当“当稍事淡素”[4]。针对以上两点,《新国民日报》的评论反击道:传统的裙装事实上并未被废止,不能说“与时代不合”。恰恰相反,女性如果彻底“去裙着裆”,反而“如目下娼妓”[12]。不仅如此,由于“梨影见梦霞去丧期已远”,如果仍时刻穿着淡素的丧服,“未免太过矫揉造作”[13]。可见,《新国民日报》虽然在梨娘的服装上提出了与《叻报》不同的具体意见,但是仍然采取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一方面,评论者肯定了梨娘身着传统裙装的造型,但另一方面却又为梨娘不合传统寡妇身份的着装进行辩护。在这一场关于电影女主角的章服之辩中,《新国民日报》作为国民党鼓吹进步、革命的机关报,其评论看似和立场保守的《叻报》针锋相对,实则共享了同样的价值标准。二者都在梨娘身上投注了一组自相矛盾的道德想象,即要求女性在兼有传统德行的同时,实现与传统的决裂。

  同样的要求也体现在梨娘的扮演者王汉伦的形象宣传上。在《玉梨魂》上映之前,另一部由王汉伦主演的电影《孤儿救祖记》(1923)就已经在新加坡引发华人观影的热潮[14]。因此《新国民日报》1924年7月4日的“银幕”专栏上就根据这一热点刊载了《王汉伦小传》,在宣传影片《孤儿救祖记》的同时,向新加坡华人刻画了一个独特的女明星形象。文章一开始便提及王汉伦父亲的传统官僚背景:“历任安徽招商局制造局总办”[15],并且强调王汉伦幼年时期“家称小康,延师授课”[15],暗示其出身书香门第,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另一方面,王汉伦离开传统家庭、独立自主的职业选择也备受称赞:“为中国妇女开一新生路焉”[15]。宣传稿中还特别指出了王汉伦的英语水平,称其“欧美女友极多”[15],强调其知识和思想的现代性。

  至此,新加坡华人对完美女性的要求在梨娘及其扮演者的批评接受中得以显现——她必须同时具备传统和现代的双重面向。而这一双重要求实际上也一直内在于新加坡华人关于女性解放的讨论之中。华文报纸的评论者们一面承认进步潮流势不可挡,“女子解放之声浪,喧腾久矣”;另一方面却也在不断地对这一潮流加以反思和拒斥,在传统道德之维上,批评这一潮流“无非衣服之华美,交际之阔绰”[16]。因此在新加坡报章的评论中,“穿耳”、“束乳”和“傅粉”被列为进步女性应当革除的“三害”[16]。其中“穿耳”和“束乳”针对的是不符合现代生理和卫生规范的传统陋习,而“傅粉”一条反对的则是进步女性对现代化妆品的使用和对美貌的个性化追求[16]。

  由此可知,对彼时的新加坡华人来说,一个理想的女性并不只有进步和解放的现代面向,更有遵从传统的保守一面。《玉梨魂》在新加坡的上映实际上为新加坡华人找寻其理想女性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场域。在这里,传统和现代的各种话语相互交织,一个新加坡华人眼中真正理想的女性形象即将在《玉梨魂》的接受和讨论中最终显现。

作者简介

姓名:李逸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职称:2017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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