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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批评“中国化”的再审视
2020年02月28日 17:00 来源:《天府新论》(成都)2019年第2期 作者:王丹 字号
关键词:语言批评;中国化;审美主义;文化研究

内容摘要:语言批评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语境中业已形成自身有别于传统社会学批评、历时语文学研究的鲜明特质。

关键词:语言批评;中国化;审美主义;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丹,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

    关键词:语言批评;中国化;审美主义;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科学审视语言批评“中国化”过程中的特定知识取向及其运作实施,检验其思想成果和正反效应的理论前提和现实根据。这一意指包括双向交互的两个层面:其一,对于从语言维度出发来研究文学、文学活动的语言批评而言,“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立场,也是一种实践活动的探索性过程;其二,对于“中国化”的知识诉求与贯彻来说,在强调语言批评必须关注当代中国的文艺现实和文化传统的同时,还需反思这种诉求对准确理解和科学运用语言批评的影响。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作为‘艺术生产’的文学批评研究”(编号:17ZDA271)的成果。

 

  语言批评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语境中业已形成自身有别于传统社会学批评、历时语文学研究的鲜明特质,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形态、分支。可是,对于它的“中国化”而言,无论我们自觉自愿与否,在把它的理论方法与中国经验、本土文艺/文化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都常常试图“在某种理论、学说和知识运动中找到对自身利益和目的的表达”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语言批评“中国化”过程中,那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②,似乎相当正常,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从既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来看,这种倾向于某种特定需要而产生的知识话语却在一定程度上与语言批评自身的范式规定性相偏离,在取得富有成效的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与科学运用语言批评起着程度不一的遮蔽效果。

  从既有的成果来看,许多知识话语都倾向于把语言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置于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这一框架中来理解和开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不乏将研究拓展至文学语言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影响的理论话语,却往往又因强调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在致思和见解上均未完全超越文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过渡到“文化转向”的认识惯势,由此制约了本土理论在语言问题研究上的发展与深化。就此而言,从“理论”联系“实践”的辩证统一层面去交互审视、反思和检验这一在特定历史关系中形成的相应知识取向及其产物与多样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

  一、正向审视

  如果从方法论的常态层面来说,舶自西方的语言批评理论的实际价值主要取决于它对现实需要或理论期待的建设性回应与应对,那么,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人们怎样把这一理论范式及其方法、术语、范畴与本土实践相结合就理应成为我们予以考察的必然对象。具体来说,一方面,要考察人们对于语言批评的阐释、重组与运用是否注意到了中国文学活动的语境特殊性。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中国的文学问题,他们又是以何种方式应用或操持了相关流派、批评家的理论方法,以及如何形成自己的对象和其所具有的属性、特征;另一方面,要关注经过中国语言、文化结构的过滤,进入本土语境的西方理论、文本发生了哪些变形,它的哪些特征是以何种途径或在什么层面被传承或体现的,演变和发展情况如何,并追踪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方法和对象是由“问题域”生成的深层特质是否得到足够重视,等等。

  对此,有学者在总结中国当代文论的转型态势时,曾做出这么一种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论“批判‘左’的、教条的、庸俗的文学理论的需要,使得各种西方文艺思潮被大量介绍过来。这里有主要以张扬‘自律’性的文学理论思潮为主要内容”③,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理论发生了转型,跨学科、多元化、政治化的“文化研究涌入文学研究中来,使得文学研究离文学更加遥远”④。从当代的理论、批评史实来看,自新时期伊始,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僵化禁锢、机械的“文学反映论”的文学研究便竭力试图“为文艺正名”。出于此,国内学界对以往长期被悬置、排斥的文艺自律和审美本体的思考分外关注,对文学审美性与内在特质的语言探寻成为当时重构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趋向之一。这一点,从当时出现的“内部规律”、“回到自身”、“文学性”、“审美意识形态论”、“艺术形式的本体意味”等理论诉求或思想命题,以及先锋派小说的文体探索、1987“文体年”等创作批评史实即可清楚看到。

  毋庸讳言,这种基于“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语境诉求使得人们在研讨文学问题、进行理论重建时,格外强调乃至有意撷取语言批评理论中的审美化话语。同时,在使之“中国化”的过程中则有意无意地忽略语言批评所固有的其它组成肌理,甚至还出现了将这种做法结晶化,使之等同于衡量文学研究的理论性质——“关于文学语言形式研究,或者说由语言形式出发、环绕语言形式对文学的研究”⑤的首要准绳。从此种主观意向或预设出发,它异常尖锐地责难此后出场的、把文学艺术当成一种文化实践来分析的“文化研究”,认为它以与文学自身无关的、泛文化的“外部批评”掏空了文学内涵,“已在不经意之间丧失了文学批评的诗化品格,在一种类似于‘文化考证’的分析和阐释中,文学的本色和个性被销蚀,文学性的审美判断被忽略”⑥,从而使对文学的研究与探讨再度沦为其它学科知识或各种社会学观念的自然配角与简单例证。

  与之相对,主张对文学的文化属性进行探究的另一方,则特别强调对制约文学和文学活动的“他律”因素进行话语分析,着重揭示为审美自律论所忽略的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可是,在它力图逆转前者“愈来愈将文艺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文艺学在此也日益陷入一种自足狭隘的封闭体系”⑦的缺失与僵化,着力凸显其理论言说作为“一种‘文本的政治学’”⑧的批判品格的同时,似乎也竭力与前者“审美”或“内部”的批评划清界限。在它看来,如果时至今日仍沉溺在审美无功利的狭隘形式层面谈论文学和其它艺术问题,不仅不能适应业已变化的文学观念以及读者大众的多维现状和阅读要求,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许主要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它更为关注以后结构主义为主干的某些语言批评理论中的政治成分,即便对前者的东西有所涉及,也大多是停留在分析技术的有限工具意义上。显而易见,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语言批评的“中国化”发展中,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构成取向和途径方式,即“审美主义”与“文化研究”,而且这两种不同取向呈现对抗之势。

  更确切地说,作为国内学界在面对复杂的历史、现实所做出的学术选择,尤为关注中国文学的现实、注重解决由此衍生的文学基本问题,既是语言批评“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亦在事实上构成了它在中国语境中得以存在、组构和演化的现实依据。事实上,也正是出于革新理论的观念面貌以言说中国文学现实的内在吁求,人们才对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以及包括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化批评(新历史、后殖民与新女性主义以及酷儿理论)等在内的语言批评理论进行引介和转化,并在不同的阶段显现出不同的理论探索面貌。

  可不容回避的问题却在于,在它们看待对方的整体性态度上,几乎一直是徘徊于非此即彼、相互隔离的二元思维惯式之中。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人们的选择和侧重其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诸如“某些社会集团接受或拒绝某种思想的原因,以及促使某些社会集团有意识地宣传这些思想并在更广泛范围内传播它们的动机和利益”⑨等理论对象之外的社会存在或周边因素的规约,这些背景条件又会以自然化的面貌包含于理论话语的知识构成之中。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有限的历史关系中近距离直面现实的理论理解和演绎,本身也可能难以洞见自身的视角盲点,难以避免潜在的视野局限,需要“出乎其外”的自省意识来与之相互映照。

  当然,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非是意图否认语言批评面对中国现实所产生的知识产物及其瞩目成就与积极价值,更非试图以某种想当然的概念、预设去简化其中存在的理论互异或特色之处,而是意在阐明:语言批评的“中国化”不仅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立场,同时在现实中也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予以检验、反思与调整的探索性过程。事实上,它们就是一个双面镜的结构,反映的是双方各自,而不是任何“外部”。

  基于以上认识,面对二者看似泾渭分明的分野,我们就不能不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对属于同一范式的具体理论做出大相径庭的知识判断时,读解者、判断者是否充分考虑到了语言批评本身的基本内涵,以及由此生成的思想理路、话语对象和研究形态。其实,如果不将“中国化”的过程机制与限定因素简化为某种抽象概念的话,那就意味着在强调语言批评必须关注当代中国文艺的现实实际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其实还需反思这种具体的意向性行为对准确理解和科学运用语言批评的影响。从语言批评“中国化”的发展历史来看,第二个方面的反向审视确实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要想说清楚它,我们还得从语言批评在文学研究上的理论特质谈起。因为,明确这一点不仅是把握语言批评范式内涵的场域前提,对于认识其在方法模式、视角视阈与对象取向上的差异变相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王丹 工作单位: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职称:副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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