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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的多元生态 ——《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观察
2020年02月28日 11:43 来源:《中州大学学报》(郑州)2019年第2期 作者:耿海英 字号
关键词:“黑暗七年”;《现代人》;《莫斯科人》;《祖国纪事》;《读者文库》

内容摘要:俄国“黑暗七年”的文学与批评,主要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界定为“无果实”而一直被研究者忽略。

关键词:“黑暗七年”;《现代人》;《莫斯科人》;《祖国纪事》;《读者文库》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 ),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和翻译30余年。

  内容提要:俄国“黑暗七年”的文学与批评,主要由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界定为“无果实”而一直被研究者忽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黑洞”。当我们以这一时期的《现代人》杂志为切入点观察,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仅是《现代人》走进了不同于别林斯基的美学原则与批评立场的富于个性的“德鲁日宁时期”,而且整个俄国文学与批评褪去激进色彩,反而呈现出文学的原生态,围绕几份主要杂志《现代人》《莫斯科人》《祖国纪事》《读者文库》展开正常的文学论争与美学探索,形成颇有成果的多元生态。

  关键词:“黑暗七年”;《现代人》;《莫斯科人》;《祖国纪事》;《读者文库》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一、历史的黑洞——文学史中阙如的“七年”

  当我们开始梳理涅克拉索夫主编了二十年的《现代人》时①,立即就打破了笼统的关于《现代人》的陈旧概念:一份革命民主主义杂志,革命的机关刊物。二十年的《现代人》远非一体不变,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比较分明的阶段:最初两年多的别林斯基时期(1846-1848);别林斯基1848年去世后,恰逢欧洲革命,尼古拉一世统治最后几年俄国史称的“黑暗七年”时期(1849-1855);之后亚历山大“大改革”前后时期(1856-1862);以及亚历山大改革后的收紧政治,严控、关停《现代人》时期(1863-1866)。因此,我们可以将涅克拉索夫主持二十年的《现代人》简写为这样四个阶段:别林斯基主笔阶段、德鲁日宁主笔阶段(正是史称的“黑暗七年”阶段)、车/杜主笔阶段(“辉煌七年”阶段)和最后艰难阶段。

  一般来说,由于传统上对别、车、杜的极大关注,导致四个阶段中,别林斯基主笔阶段、车/杜主笔阶段和最后艰难阶段的《现代人》研究相对充分和成熟,而唯独“黑暗七年”阶段消失不见。这不仅是《现代人》研究的情况,也是俄国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的情况。似乎“黑暗七年”阶段——这“罪大恶极”的时期注定不应该进入史册,人们不是讳莫如深,就是用最极端的词汇来描述这一时期。

  在这一阶段即将结束之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开始连续发表9篇《俄国文学的果戈理时期概观》(1855-1856)②。他在1855年第12期发表的第一篇中指出,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已经过去22年了,《狄康卡近乡夜话》也过去25年了,而过去“在这样的时段里,(文学)早已经变换过两三种倾向了”,但现在俄国还是同一种倾向,“根据这一点……现在写起批评文章来,也不可能像古代③的批评文章那样了……在这一方面,不能不同意,已经今不如昔了。”[1]4又写道:“批评总是根据文学所提出的事实而发挥的,文学作品是批评结论必要的材料。……我们的文学在最近时期已经变得衰落了,那么自然可以推想,和我们所读到的古代文章相比,我们的批评文章也不可能不具有同样的特性。”[1]7也就是说,由于这一时期文学的衰落,文学批评也乏善可陈。还有:“读者在我们的话里会发现笼罩着近几年俄国文学的那种衰弱无力的困惑的余波。”[1]8在一篇文章中,车氏接二连三地界定“近几年”俄国文学及批评衰落无力。一年后在1856年第12期《现代人》上发表第9篇文章时,他在结语中又讲道:“别林斯基逝世后的九年间,对批评史来说,是无果实的,因此我们只能评说别林斯基的活动,因为舍此俄国批评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到目前为止他的文章依然是俄国批评最好最及时的表现。”[1]558这里说的“九年间”及前面的“近几年”“最近时期”,正包含了1848-1856年间,即史称的“黑暗七年”整个时段。因此称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和批评是“不结果”的,也就是贫瘠、毫无建树的时期,其源头之一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阶段“黑暗”性质的界定在后来一个多世纪中几乎没有改变,著名的俄国社会运动研究专家米·列姆克在其1904年的著名著作《19世纪俄国书刊审查制度与新闻业概要》中指出:“这一时期几乎就是整个俄国新闻史上最黑暗、最严酷的阶段。”[2]185俄苏著名历史学家亚·谢·尼丰托夫在其1949年的著作《1848年的俄国》中也指出:“事实上俄国那几年的国内政治状况相当尖锐。尼古拉一世采用了一切他所能采用的手段以保住俄国的农奴专制制度。”[3]309而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米·舍甫琴科在其2003年的著作《一个大国的终结》中写道:“‘1848年4月2日最高审查委员会’④的活动实际上导致了出版业监管状况的完全混乱,造成了‘恐怖审查’的氛围。由于这一手段,独立的舆论界完全被剥夺了作为自我表达手段的出版权。最初几年,舆论界只能靠沉闷的怨声释放压力。”[4]219这些定性对文学及批评史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我们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印象就一直停留在了赫尔岑的著名描述中:“我们的文学,从1848年到1855年,一如在莫扎特的《魔笛》中,嘴上锁着铁锁歌唱。”[5]“嘴上锁着铁锁歌唱”,或“戴着镣铐跳舞”,能有什么动人的歌声和舞姿呢!因而对其的忽略也就在所难免。

  如果说我国在1950年代以前对俄国文学的译介中还零星地有这一阶段的影子,那么此后在俄国文学史、批评史写作中,由于沿袭苏联传统,按时代叙史的,只在概述中用“黑暗七年”提及这几年,在具体分析作家批评家时则略去这一时段不论;按流派和人物叙史的,或干脆没有这一阶段的批评家,或用极端词语与批判立场否定他们。直到新时期以来的史学著述,才开始逐渐给予被否定的这一阶段以正面关注,其集大成是曾思艺的新著《19世纪俄国唯美主义文学研究》(2015)。不过该书重点是“唯美主义”这一单一流派的单个人物的研究,尤其是唯美诗人诗歌的文本分析,而非史学评述,亦非整个阶段的全貌及其复杂性和文学论争。

  我们还发现一个类似的现象:并非只有文学史家略过“黑暗七年”,文学创作中也不见反映这一阶段的作品。在此阶段之后,关于此前的40年代、此后的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都有大量俄国作家的回忆录及文学作品:屠格涅夫的《罗亭》(1856),皮谢姆斯基的长篇小说《40年代人》(1869),赫尔岑的《往事与回想》(1852-1868)第四部分,安年科夫的《辉煌十年:1838-1848》(1880)⑤等都是献给40年代的。其中由于《40年代人》一书,俄国文化史上整整一代人的意义得以牢固确立,从而使“四十年代人”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与后来的“六十年代人”相对应。也有不少写此后那个“大改革”时代——50年代后半期及60年代初的,如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尼·格·波缅洛夫斯基的3部中篇《小市民的幸福》(1861)、《莫洛托夫》(1861)、《神学校特写》(1863)。在大量回望著名的“40年代”和“大改革”时,唯有50年代上半期消失不见。这似乎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成为俄国人无法透视的“黑暗”和不堪回首的痛。

作者简介

姓名:耿海英 工作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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