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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与普希金崇高地位之确立 ——纪念普希金诞辰220周年
2020年02月28日 11:33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京)2019年第3期 作者:吴晓都 字号
关键词:普希金;俄苏文学史;学术著作

内容摘要:今天的读者对普希金在俄苏文学史上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已经习以为常。

关键词:普希金;俄苏文学史;学术著作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晓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今天的读者对普希金在俄苏文学史上神圣而崇高的地位已经习以为常,可能不会想到,150余年前,普希金虽然已是俄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但他还没有这样崇高的文化地位。那么,普希金这种文化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在近两百年的普希金接受史上发生过怎样的情况?他的声誉在他去世后经历了哪些曲折而最终重至辉煌的?让我们来还原那一段历史吧。

  一、普希金影响力在旧俄晚期的式微

  普希金生前是文坛一颗耀眼璀璨的星星,从古典主义的盟主杰尔查文,到感伤主义的代表茹可夫斯基,对他的诗作都赞赏有加,与他同时代的十二月党人和诗界同仁都非常钦佩他,茹可夫斯基称他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丘特切夫称他为“俄罗斯的初恋”,晚些的作家阿波罗·格力高利耶夫说“普希金就是我们的一切”,他的诗名更由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大师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倾情解读与高度赞美而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声名远播。尽管,从果戈里、莱蒙托夫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高尔基等文坛名流对普希金都极为推崇,但因为沙皇政界和反动文人的打压,加之诗人英年早逝,他在俄国的影响力多少受到了挤压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减弱。沙皇制度是压制普希金文学影响力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当代一位俄罗斯文学批评家以反讽的口吻写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因为诗人写了无神论书信就以多次流放来‘歌颂’普希金,尼古拉一世常常把这位著名诗人变成囚徒,沙皇自己亲自做诗人的检察官;亚历山大二世在读罢普希金的《自由颂》后几乎因为恼怒这位诗人而发疯;亚历山大三世常常对精神文化问题不感兴趣,而只对酒精感兴趣,他是唯一一个死于酒精的君主;尼古拉二世对普希金作品感兴趣的只有一点:他是不是写了《加百列颂》?”①众所周知,由于沙皇政府恐惧普希金颂扬自由和反对农奴制的诗歌,普希金生前身后在沙俄时代始终受到压制,反动的文学界也竭力减弱普希金文学创作的影响力,普希金的塑像不能在沙俄首都圣彼得堡树立,直到1880年,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家才在远离彼得堡约700公里的莫斯科为诗人树立了第一个塑像。

《叶甫盖尼·奥涅金》俄文版

  诗人影响力减退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文学阅读与评论的更新换代。其实,普希金自己在生前就预感他可能被人们遗忘和冷落,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就预感到他这一代诗人会像成熟的庄稼一样被收割且扔出田间。屠格涅夫对此解释说,曾经为普希金创作写下11篇专门论述文章的最初和最重要的阐释者别林斯基已经被另一些不常评价诗歌的人所代替了。在普希金之后的1840年代是俄罗斯中长篇小说崛起的时代。卢那察尔斯基就注意到普希金作品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暗淡无光”的低谷现象,“普希金的作品就经历过这样的命运。在伟大的六十年代,当我们的直系先驱,平民知识分子空想家领导一支新的(不再是贵族的)队伍向旧俄国冲击的时候,他们对俄国贵族文化中的这个最伟大的诗人抱着某种怀疑的态度。”②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还比较敬重普希金,前者把普希金尊为生活的导师,写过普希金的专论,但后者却几乎没有写过普希金的专门文章,他们都更推崇诗人涅克拉索夫,而认为在普希金的作品中找不到当代的主题。皮萨列夫就更极端一些,认为普希金是一个很少“有用的”作家③。冈察洛夫在1871年评论格里鲍耶多夫的文章《万般苦恼——评格里鲍耶多夫的〈智慧的痛苦〉和莫纳霍夫的纪念演出》中也披露了普希金声誉下降的客观事实:“尽管普希金具有天才,他的先进的主人公,作为他的时代的主人公,已经渐渐逊色,成为过去。他的天才的创作固然还是艺术的典范和源泉,但是它们本身也将成为历史。我们研究过‘奥涅金’、他的时代和他的环境,我们衡量并且确定这个典型的意义,虽然这个典型的创造在文学中总是不可磨灭的,但我们却不能在当前的时代中找到这个人物的活生生的形迹。”④尽管冈察洛夫在总体上还是肯定普希金的经典意义,但是文中的“已经渐渐逊色,成为过去”和具有转折意义的“但是”才是这篇评论的重点,是对普希金的文坛影响力在1870年代渐趋式微这个残酷现实的客观反映,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20世纪的某些普希金爱好者认为冈察洛夫的这段话“是对普希金的贬低”⑤,而这种理解恰恰是因为这些偏爱普希金的人没有或不愿正视普希金的文学地位曾在19世纪中叶被冷落并相对下降的文学史事实。作为普希金抒情传统杰出的后继者,屠格涅夫对此更是忧心忡忡。他注意到,“然而普希金也没有逃脱诗歌艺术家和首创者的共同命运。他遭到同时代人的冷遇,下一代更加疏远他,不再需要他,不再从他那里得到教育”⑥。的确,如屠格涅夫所分析的那样,一个时期以来,普希金诗歌的音韵感与和谐感被俄国社会看作是古典主义旧时代的“残余”,从处于中心地位的“回声诗人”变成了“远离中心的”的诗人。屠格涅夫也坦然承认,他同时代的读者对普希金的“这种遗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忘记,已经有几代人连续从我们眼前经过,对于他们来说,普希金的名字不过是那些注定要被忘记的名字中的一个。”⑦尽管,屠格涅夫在他生命的晚年也看到了青年人恢复了阅读普希金的兴趣,但他也预感或有新的优秀的人物“将超越他的导师,完全赢得世界性的民族诗人的称号”,所以,就还没有把这个称号“赠给普希金”。⑧

  就这样,普希金被新一代“冷落”、“厌倦”的尴尬命运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由俄罗斯现代派形成的所谓“白银时代”,在俄国未来派的著名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中,现代派就张狂地宣称要把普希金等古典艺术家们从“现代的轮船上一扔了之”。那时,俄罗斯文学界对古典文学的审美疲劳和在文学主题及形式上的追新厌旧不可避免地把普希金推到了文化的忘川之中。

  当然,漠视冷淡普希金只是一个暂时的文化现象。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俄罗斯人民是不会长久无视这种现象的。所以,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深信:“我们同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现在还不读我们诗人作品的我们的普通人民,他们的子孙会懂得普希金这个名字的意义!我们也希望,他们会有意识地重复不久前我们听到过的一句无意识的含糊的话:‘这座纪念像是为导师而立的!’”⑨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在19世纪晚期,俄国文学大师们努力维护民族诗魂的声誉,终于在莫斯科为他们的导师普希金树立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不过,普希金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却依然不如他生前那样巨大。他的声誉在俄罗斯社会的隆重回归还有待时日。

作者简介

姓名:吴晓都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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