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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身体、权力与“风景”
2020年02月28日 11:09 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济南)2019年第3期 作者:汪汉利 字号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女性写作;反乌托邦小说

内容摘要: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描述政权、神权和父权关系下女性的空间境遇,以及使女身体客体化、自然化和风景化现象。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女性写作;反乌托邦小说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汪汉利(1973- ),男,江苏连云港人,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关键词:《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女性写作;反乌托邦小说

    内容提要: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描述政权、神权和父权关系下女性的空间境遇,以及使女身体客体化、自然化和风景化现象,目的是要表达作者对美国历史、文化问题的反思。风景化的使女身体影射海湾殖民地时期非教徒的命运,基列寥寥无几的“自然风景”则讽喻19世纪美国文学中“自然”“风景”书写。阿特伍德通过基列国家生态恶化及皮艾索托教授发言表明,19世纪美国作家笔下的“自然”“风景”是浪漫想象和民族意识的综合体,本质上与美国学者所谓“自然民族”一样,都是为了打造文化认同而采取的民族主义修辞。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虚构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畅销北美,被誉为女性写作史上不可多得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些学者甚至将它与《简·爱》《红字》等经典文本相提并论,认为它以零散、重复的结构突破了现实主义文学描写事物的连续性叙事传统①,代表少数女性作家在男性主导的文学领域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和社会认可②。作品叙述在21世纪的国家基列(未来美国),生态污染、疾病和环境恶化导致人的生殖能力受损,育龄妇女(使女)被集中管理并由主教定期“授精”,从而沦为生殖的“容器”或“行走的子宫”。尽管阿特伍德在作品中描述女主人公奥芙雷德与卢克、尼克和主教弗雷德等人的情感纠葛,在小说结尾照搬“王子拯救公主”的童话模式,但她关注的焦点却是严肃的社会、政治问题。某种意义上,《使女的故事》堪称颇具自我反省精神的叙事作品,也是植根于历史、社会和政治现实的经典之作。作品以想象和道德相结合的方式揭示21世纪美国社会状况,“颠覆了一切誓言、价值观、实践、系统、技术、性甚至日记本身”③,是对男性主导的乌托邦社会的强烈讽刺。本文从身体与空间视角探讨基列国家的权力运作,分析使女身体风景化、自然化现象及女性的空间境遇,进而从风景政治学角度考察“风景”“自然”的意识形态内涵,发掘阿特伍德创作虚构小说《使女的故事》的深层动机。

  一、身体与国家利益

  小说《使女的故事》没有贯穿始终的核心情节,但一直围绕女性身体与命运展开叙述。女主人公奥芙雷德在政变之前拥有身体主导权,政变后其身体由于承担“育种”任务而被国家纳入生产计划,随即失去自然人资格而沦为物化命运:“过去我一直把自己的身体视作一件寻求欢乐的工具,或是一种交通手段,一件实现我愿望的用具。我可以用它来跑步,按各种键钮,干各种事情……如今我的肉体为它自己做了不同的安排。我成了一朵云,凝聚在一个中心物体的周围。这个物体……比我本人更多几分真实。”④奥芙雷德为了保养这个“中心物体”——子宫,不得不放弃喝咖啡、喝茶、饮酒等官能享乐:“我们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别无他用……我们身上不能有丝毫娱乐成分,决不容许任何隐秘的欲望之花有盛开之机……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⑤对奥芙雷德而言,子宫生出健康孩子才算实现人生价值,子宫不孕或孩子畸形便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基列政权只关注使女子宫能否生产“利益”而不在乎其他价值,由此奥芙雷德与其子宫形成一种悖论关系:子宫原是身体附属器官,现在却凌驾于肉体、精神、思想、人格乃至生命之上,成为占据“中心”位置、压迫人存在的异己力量。在一夫多妻制的基列,子宫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和承载父性权力的容器,成为国家“公共资源”而被灌输了政治功能。有学者指出,奥芙雷德身体以契约怀孕形式从一个家庭转到另一个家庭,成为一件任由基列统治者支配与交易的公共财产,她向国家出让自己生育权利而成为“经济共同体”⑥。

  如果说子宫体现使女奥芙雷德所有人生价值的话,那么其脚踝上纹身则打上国家意志的烙印。这块“小小的刺青花纹”由数字和图案两部分构成:“四个数字和一只眼睛,通行证上是倒过来的,一只眼睛和四个数字。据说这能保证我永葆青春,永远不会枯萎凋零,化作大地上另一道风景。”⑦其中数字是奥芙雷德被国家纳入统治秩序的身份编码,是标注她在基列社会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序列号;红色“眼睛”则具有警示功能,提醒她不要抱有任何改变自己身份或外逃的幻想。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纹身与奴隶市场上奴隶身上的烙印并无本质区别。纹身作为“一道风景”,成为基列政权控制、干预、标志、规训和压迫使女的手段,表明使女身体像书籍及其他印刷品一样,是国家权力、宗教权力和男性权力书写的对象。正如一些学者所言,脚踝上纹身表明使女具有特定的功能而被国家标识,纹身由此成为一种象征性镣铐,在基列的指称空间中成为她被锁在一个特定地方(弗雷德主教家)的转喻。通过读者对小说中纹身的关注,阿特伍德强调奥芙雷德身体在基列风景中处于从属地位。⑧

  在国家意志下,主教对使女的“授精仪式”成为一场献祭活动。奥芙雷德像心不在焉的局外人,与弗雷德主教没有任何感情互动和精神交流:“他干的是我的下半身。我不说做爱,因为那不是他正在做的。说性交也不合适,因为这个词意味着两人参与,而现在却只是一个人的事。”⑨但这种性爱活动又与传统意义的“强奸”不同,因为“授精”活动是根据奥芙雷德签订的协议进行的,是她自己作出的无法选择的“选择”。由此,奥芙雷德在性爱活动中无法避免性、爱分裂的尴尬,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祭坛上“待罪的羔羊”。滑稽的是,弗雷德主教在“授精仪式”中并未享受到性爱乐趣,同样是一副公事公办、应付差事的做派:主教“专心致志地行进在我的体内,正匆忙赶往某地,而那个地方却离他越来越远,就像他在梦中以同样速度靠近某物时的情景一样”⑩。可以看出,使女和主教俨然成为基列统治机器上的一对螺母与螺栓,只是机械地履行自己的角色职能。他们作为“万物的灵长”已经失去神圣光环,在专制权力的驱使与异化下沦为丧失人格的“非人”。一些学者这样概括基列使女的命运:当基列社会鼓励使女进行合法化卖淫时,妇女被降级为性对象和“行走的子宫”,被剥夺了个性和身份。她在基列社会的“自我毁灭被视为无私奉献,其姓名、衣着和生活方式失去了个性。她们不得不遵守贫穷、贞洁和顺从的誓言,肉体纪律否定了肉体的存在”(11)。

  与国家利益相比,使女的权利、思想和情绪显得微不足道,即使交媾、受精和分娩等私人行为也不再具有隐秘性。弗雷德主教向使女奥芙雷德“授精”时有多人在场,不仅主教夫人塞丽娜·乔伊参与了行动——攥紧奥芙雷德双手并让她枕在自己腹部,卡拉、丽塔等经济太太、马大及男仆尼克也在边上伺候。如此一来,“授精”行为便不再是男女当事双方的私事,而是备受关注、多人参与的颇具祭祀色彩的集体事件。正如子宫对使女身体的重要价值一样,“授精”成为基列帝国最为重要的国家大事。主教身边所有人员都无条件服从、服务于“授精”活动。奥芙雷德在此过程中被一群人围观与“服务”,其思想、激情与身体一起遭到国家权力的碾压,由此产生“单薄无力”的疲惫感与绝望感,“觉得自己仿佛成了透明人。一眼就能被他们看穿”(12)。与之相似,珍妮的“分娩”同样是集体参与的盛大活动。主教夫人、奥芙格伦、奥芙雷德、伊莉莎白嬷嬷等人在边上协助,确保基列帝国的继承者得以顺利降生。在众人围观中,交媾、授精和生殖等行为向外界全程公开,已经退出私人空间而进入公共领域,由此奥芙雷德或珍妮等使女便不再作为有限的个体存在,而是与众多围观者达成一种默契的公共关系:使女通过自己身体为国家生产“利益”,围观群众则遵从国家意志、确保“产品”顺利下线,所有女性都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与绑架,成为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正如斯蒂尔曼(Stillman)和约翰逊(Johnson)所言,使女生活在极度有限、备受压抑的环境中,没有隐私和自己意志,除生产器官而外没有社会目的……处处受到监控与伤害,生活在社会边缘却无能为力。(13)

作者简介

姓名:汪汉利 工作单位: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职称:副教授、博士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刘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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