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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博物馆:多元抉择下的省思
2019年11月18日 10:14 来源:美术报 作者:温玉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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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与“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标志性“事物”,是文明进步的产物。

  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从诞生之日起,即与大学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从其诞生、发展到当下的繁荣,始终都被部分融摄到大学的教育体系中,并深受大学教育理念的影响。从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及古人类学博物馆,从中国早期的博物馆,如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北疆博物院等,到今年新开馆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等,都可以看到这种“大学”与“博物馆”之间的多元联动,如中山大学教授徐坚言:“无论是在追认的传统上,还是在近现代意义上,博物馆与大学都存在着高度共享的智识基础和社会诉求”。

  当下的大学与博物馆,虽然不是同为一体,甚至在分科体系和行政管理上,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既各有分野,又各司其职,既连理同枝,又各遵使命,但也逐渐陷入多元抉择下的困境,即到底如何形塑当代大学博物馆?

  一、定位:教学博物馆

  今年9月9日,“教学博物馆国际会议”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召开,以“教学博物馆”为主题,以“大学”与“博物馆”对话的形式,探究大学博物馆的发展趋势。与会学者来自海内外,身份包括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教务负责人、艺术史教授、策展人等,可以说从一个比较全面的人的视角,讨论并指出大学博物馆的现状,即应进一步明确大学博物馆的自身定位,尽量利用大学及校外资源,以教学性为主,兼顾其更为广泛的公共性,从而实现大学博物馆的永续发展。

  实际上,大学博物馆的教学性质,早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讨论,并付诸实践。如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是典型的大学博物馆,也是一座博物馆群落,包括古物博物馆(与图书馆合址)、自然历史博物馆(设址在嘉德堂)、医牙科博物馆(设址在医科教室和牙科教室)。其古物博物馆以自然史与民族志为取向的典藏和基本陈列,不仅是新文化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真实再现,也与其院系设置和教学计划相配合。或者说,以典藏和基本展览为中心的博物馆,不仅是对其人类学调查和考古成果的集中展示,也由此形成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教学、科研体系,奠定了其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地位。同时,由于葛维汉、郑德坤等人的努力,以川边地区为考察对象的调查也成为四川乡土教育的滥觞,在抗战的特殊年代,肩负有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意味。相比之下,其自然历史博物馆、医牙科博物馆则近乎于纯粹的教学资料室,是不折不扣的教学博物馆。

  时至今日,中国相当多的博物馆仍隶属于院系,通常以资料馆的面貌呈现。陈履生认为,当下的大学博物馆,“是一面镜子,照一照就知道大学怎么样。”换而言之,作为教学博物馆的大学博物馆实际上反映了大学本身所具有的的资源优势和经营理念,二者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唇齿关系。

  二、视野:国际博物馆

  史蒂芬·康恩(Steven Conn)在《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中提出,我们正处在第二次博物馆黄金时代。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大行其道的时代,大学博物馆已不再也不可能继续关起门来过日子,不只是日常业务中国际交流的日益增长,也在于理念上的开放、包容、兼收与并蓄。美国的部分大学博物馆,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等,早在19-20世纪,已经开始入藏亚洲文物,业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亚洲文物收藏。21世纪以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提出“发现新知,并与世界分享”的理念。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则强调“以中国为中心、以全球为脉络”的全文明收藏观念。

  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为例,其全球收藏理念试图在一个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时代,建构起一个以本民族、国家为中心,囊括四海的典藏体系,不仅是对时代主旋律的反馈,是对民族自信的重构,也试图建构起一套全新的艺术史话语,用以解读并阐述长期以来被西方所垄断的艺术史叙述,并直接用于学校教学。以其展览而言,“中国与世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新获藏品展”是对其典藏体系形成的简明扼要的概述,“国之光——从《神州国光集》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则以图像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为主线,展现中国古代绘画从秘藏自珍到公共化的进程。不仅反映了中国绘画的全球收藏格局,也通过出版的形式,将民族复兴落实到实处,并成为重要的精神源泉。《汉唐奇迹:中国艺术状物传统的起源与发展》展出的虽然是中国文物,却在阐释西方艺术史的重要议题。《汉唐奇迹之北朝记忆: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墓壁画数字化展览》是对壁画数字化成果的展示,代表着未来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总体上,兼具教学性和公共性,并将对未来的规划融入到整体展览中。

  当下的中国大学博物馆,或多或少都正在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已经基本踏入全员“国际化”的时代,只是若从博物馆的微观层面,如藏品体系建构、陈列展览策划、社会教育发展、文物保护项目等,则各有其境遇。

  结语

  “大学”与“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标志性“事物”,是文明进步的产物,P.J.Boylan曾梳理了博物馆史上的几乎所有重要大学博物馆,认为“大学”与“博物馆”实际上是一花开两叶。以大学的视角看大学博物馆,或以博物馆视域反看大学,都会感到其二者的难舍难分的深度关涉。在实际的发展中,由于每一所大学博物馆的具体情况都不同,很难一碗水端平,也难以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其发展不能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博物馆自身审时度势而行。 (作者系杭州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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