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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动态关系:1979—2017
2019年11月06日 14: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作者:侯佳伟 顾宝昌 张银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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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侯佳伟,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081);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2); 张银锋,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天津 300191)。

  内容提要:出生性别比是反映生命之初性别平等状况的基本指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偏离正常值且不断升高,2008年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但尚未恢复到正常范围。男孩偏好往往被认为是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重要诱因。基于152项调查的横断历史元分析表明,近40年来,男孩偏好一直呈明显弱化趋势,中国人理想男孩数从1979—1989年的0.6人减至2010—2017年的0.4人,其占理想子女数的比例由34.5%降至27.9%。同时,女孩偏好也呈弱化趋势,社会整体文化氛围正在由有性别偏好向无性别偏好转变。性别偏好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在于,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的弱化不同步,出现“相对数变动效应”。当男孩偏好弱化迟缓于女孩偏好弱化时,呈现出男孩偏好相对强化,从而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进程中,导致出生性别比上升。随着男孩偏好与女孩偏好的弱化趋于同步,出生性别比也会恢复正常。

  关 键 词:出生性别比/男孩偏好/相对数变动效应/横断历史元分析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不一致现象的原因及其影响机制研究”(15CRK008)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妇女解放和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49年及以前出生人口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4.29年,不足男性6.53年的三分之二;而“80后”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0.92年,仅比男性少0.17年;到“90后”一代,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至12.18年,甚至超过男性0.23年。①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然而,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对144个国家地区的男女平等情况排位中,中国位居第100位,导致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长期处于出生性别比失衡状态。②

重庆快乐十分  出生性别比是反映生命之初性别平等状况的重要指标。③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1979年出生性别比为105.8,尚处于正常范围内。1982年出生性别比为108.5,超出正常范围。此后不断攀升,1990年达到111.7,2000年进一步上升至116.9,2004年高达121.2,此后,在120上下波动。2008年开始,出生性别比呈下降趋势,从2008年的120.6降到2010年的117.9,到2015年时已降至112.6,但迄今尚未恢复到正常范围。

  20世纪80年代始,一些国外学者和国际组织以出生性别比偏高为据,质疑和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平等的实现。④1991年,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提出把出生性别比的研究工作纳入国家计生委“八五”期间第一批研究课题,从此打破了国内出生性别比研究和宣传的禁区。⑤经历了十年左右的争论,政府部门和学界逐渐达成共识: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真实存在,而并非由统计漏报所致。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出生性别比问题在全国范围普遍存在,不分城乡、不分地区,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⑥

  目前,“婚姻挤压”及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学界、公众和社会舆论最为担忧的后果。⑦数年前,新闻媒体就发出过“2020年中国光棍数量将达3000万”的预警。⑧在出生性别比的问题上,人们的担忧仍然以男性利益为中心,事实上,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往往是对女性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严重剥夺和损害的结果。⑨

  多数研究者认为,男孩偏好、低生育水平和人工流产技术等因素相互影响、共同造成了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结果。具体而言,当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特别是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就会对子女性别结构形成强烈挤压,导致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突显。⑩与此同时,B超和人工流产技术的普及推广应用,又为“选生”提供了实现手段。(11)因此,男孩偏好被认为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但在男孩偏好的强弱及变化趋势上,一直存有争议。一些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男孩偏好比较强烈。(12)另一些调查结果则表明,中国人的男孩偏好并不很强烈。(13)有学者对比了1979年至1998年的11项调查结果,认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男孩偏好均随年代更替有所减弱。(14)那么,在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过程中,男孩偏好到底是在增强,还是减弱,抑或先强后弱?如何解释男孩偏好减弱,而出生性别比却依然处于上升之中?不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但难以解释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而且容易在男女平等方面继续为人诟病。

重庆快乐十分  实际上,出生性别比是一个相对数概念(分子是男性出生人口数,分母是女性出生人口数),反映了生育结果;而男孩偏好是生育意愿的表达,意愿对于行为和结果的影响并非是单向度或直接性的,因此不能将这二者简单地关联起来。为了更清晰呈现出生性别比与男孩偏好的关系,本研究引入理想子女性别比作为中间变量。(15)一些研究早已表明:与男孩偏好相对应,女孩偏好也长期存在。(16)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体现为理想男孩数和理想女孩数,两者的比值即理想子女性别比,反映人们的生育性别意愿,并与结果层面上的相对数——出生性别比相对应。

  本研究认为,总体来看,从1979年到2017年,任何一个时点上,男孩偏好都强于女孩偏好,但纵向比较而言,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都在趋弱,社会文化氛围从有性别偏好向无性别偏好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会出现一种“相对数变动效应”(relative number changing effect),而人们在认识上又可能存在“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

  “相对数变动效应”是指分子和分母的变动方向、速度共同导致相对数值的增减。在本研究中,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在减弱过程中会出现不同步现象,首先是女孩偏好趋弱速度快于男孩偏好,然后是男孩偏好趋弱速度快于女孩偏好,由此导致理想子女性别比先升后降。人们的生育行为受到社会相对性别偏好的影响,首先是女性出生人口数减少速度快于男性出生人口数,然后是男性出生人口数减少速度快于女性出生人口数,从而造成出生性别比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

  “锚定效应”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事做出判断时,第一印象就如轮船沉入海底的锚一样,会起到一种固定作用,先入为主地影响人们的判断。(17)“相对数”的变动方向会给人留下像“锚”一样的第一印象,人们对其分子变动方向的判断和认识会比较容易地集聚在相对数变动方向上。例如,理想子女性别比上升时,人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其分子——理想男孩数也在上升,这时的判断便受到了第一印象的影响;而出生性别比的上升,会将人们对男孩偏好变动趋势的认识定格为“上升”。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可知,1979年以来,尚未有全国范围、持续性的关于生育子女性别意愿的调查,但在此期间,研究者在不同时间、地区开展了大量相关调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历史横截面的调查资料为当下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拟借助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整合并分析以往的调查结果,对上述假设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所用出生人口数和出生性别比统计数据均出自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年度人口抽样调查,具体来源详见标注。所涉及的理想男孩数、理想女孩数、理想男女均可数和理想子女性别比等生育意愿的数据均来自横断历史元分析结果。

  (一)文献收集标准

  元分析(meta-analysis)是对定量研究结果再次量化,它通过对多项相互独立、但具有共同目标的研究结果,进行定量合并分析,综合评价研究结果,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18)横断历史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把每个孤立的研究都看作是对某一个历史时期一次独立的横断面上的取样,然后把不同时期的结果串联起来考察随着“年代变化”的情况。(19)它能够把海量调查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简洁清晰地展现出来,有效整合现有资源,让我们对总体的发展变化趋势产生清晰认识,还可以部分弥补缺乏追踪调查的缺憾,有助于辨别阶段性波动和长期变化趋势,掌握总体情况和未来走向。(20)

  我们设法收集了1978年以来公开发表的关于生育子女性别意愿的研究成果,并按这些研究开展调查的时间进行了接续式排序,在此基础上考察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趋势。为保证研究质量,本研究在收集文献时严格遵循如下标准:(1)文中明确报告了理想生育子女的性别结构,选项中包含“男女均可”,并可进行计算;(2)调查地区为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3)被访者年龄在15—59岁之间;(4)文献发表于197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5)若同一次调查获取的数据被多次采用并发表,则选用数据最为完整且最先发表的一篇;(6)部分大规模、高质量的调查,通过与调查方联系,获得所需数据。

  依据上述标准,我们在中国知网上共检索到121篇论文。最早一项调查是1979年张子毅等人在北京郊区进行的调查。数据库录入时,以省级地区作为单位,某个省某年的某一项调查为一个个案。倘若论文中报告了两个以上地区综合的结果,且无法细分至省,地区名称则录入为“两个及以上地区”。在这121篇论文中,仅报告一个地区一年1项调查数据的论文有113篇,报告2项的有6篇,另外有2篇综述性论文(其中部分资料未能找到原文),我们采用转引方式对其进行编码,共获得17项调查数据,另有调查数据10项,这样,便累计获得省级及以上地区的152项调查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调查年份均以文中报告的调查年份为准。有106项调查报告了调查年份,其中42.5%的调查发表年份距离调查年份在1年及以内的时间,21.7%的调查相距2年,35.8%的调查相距3年及以上,发表年份与调查年份相差年数的中位数为2年。还有36项调查未报告调查时间,按照惯例,使用中位数替代缺失值,即用发表年份减去2年获得调查年份。(21)10项调查数据都有明确的调查年份。

重庆快乐十分  (二)文献基本情况

  在这152项调查中,从样本量来看,仅有1项调查未报告被访者人数,被访者人数最少的为75人,最多的为63451人,中位数为930人,共涉及被访者46.6万人。考虑到如果以样本量为权数加权,那么超大样本量的调查结果可能会“淹没”样本量较小的调查结果,所以本研究未进行加权处理。就资料来源而言,所有论文均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从调查地区来看,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全覆盖,每个地区都至少有1项调查,涉及两个及以上地区的调查有19项。从调查时间来看,自1979年到2017年,除1980年、1982年、1987年、1988年、1992年以外,其余年份每年都至少有1项调查,最多达到15项。从调查对象来看,仅调查城市人口的有34项,仅调查农村人口的有50项,有11项调查既调查城市也调查了农村,并且分城乡报告了结果,有47项调查对城乡均进行了调查,但是未报告分城乡的结果,有6项关于流动人口的调查,还有4项未说明调查地区。由于文献中均未报告抽样误差,因此本研究无法计算抽样误差,属于非等概率抽样范畴。这152项调查几乎覆盖了绝大部分年份和地区,以年代来划分,每个年代至少有22项以上的调查,1项及以上的全国性调查,而且均覆盖东、中、西部地区。

  (三)测量工具

重庆快乐十分  生育意愿包含理想、期望和计划三级测量。理想子女数量和结构适用于对群体生育观念的测量,反映的是生育文化变迁;期望子女数量和结构可视为群体有可能达到的最高终身生育水平;生育计划更有可能直接转化为生育行为,有助于预测个体生育行为和预估群体生育水平。(22)受所分析文献报告结果的限制,无法细分期望和计划子女性别结构情况,仅能反映理想子女性别结构。这恰与我们探讨性别偏好文化变迁的目的相匹配,故而本文使用了“理想”一词。

  需要注意的是,个体和群体的性别偏好存在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针对任何事物,不同的人都可能持有不同的偏好。在调查中,有的被访者无性别偏好,有的偏好男孩,有的则偏好女孩。(23)个体对子女性别偏好有强有弱,强烈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可能在产前或产后实施人为干预进行性别选择;偏好较弱时,则偏好仅会停留在“想一想”层面,不会落实到实际行为。(24)个体的偏好可以汇聚形成群体偏好,并反映为生育文化氛围。本研究测量的理想子女性别结构实则是一种生育文化氛围的表现。当生育文化氛围宽容时,个体的子女性别偏好更有可能淡化,不去做子女性别选择;当生育文化氛围保守时,个体的子女性别偏好更有可能强化,强烈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选生”行为。

重庆快乐十分  梳理现有文献,测量子女性别偏好的题目(即题干)大致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与生育数量意愿结合提问。例如,“您认为一个家庭最理想的孩子数是几个?其中几个男孩,几个女孩,几个无所谓男女?”(25)第二类,询问理想核心家庭孩子性别结构,甚至包括不同性别的先后顺序,少则列出3种结构,多则列出20种结构。例如,“对一个家庭来说,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组合是最理想的?”(26)第三类,分孩次询问性别偏好。例如,“如果只生1孩,是生男还是生女好?若允许生两孩,最好是什么?”(27)

  (四)计算方法

  测量结果(即选项)的报告形式又可分2种,上述第一类和第三类题目通常可获得第一种结果,第二类题目的结果有两种。第一种,文献报告了理想子女的性别和数量交叉分布,据此可直接求得分性别理想子女数。比如,某项调查结果是:不要孩子4人,1个孩子不分男女140人,1个男孩20人,1个女孩11人,2个孩子不问男女27人,1个男孩1个女孩178人,2个男孩6人,2个女孩8人,3个孩子0人,共394人。(28)这项调查的平均理想男孩数为0.533=(1×20+1×178+2×6)/394,平均理想女孩数为0.520=(1×11+1×178+2×8)/394,平均理想男女均可数为0.492=(1×140+2×27)/394。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儿女双全”是“均好”而非“偏好”,其实质是希望既有男孩也有女孩,故未单独考虑“儿女双全”情况,计算时,其人数或比例乘以2后平分至理想男孩数和理想女孩数中。有66项调查结果使用此方法进行计算,占152项的43.4%。

重庆快乐十分  第二种,文献仅报告了男孩偏好、女孩偏好、男女均可和儿女双全等前3种或4种情况的人数或比例,有86项调查结果如此报告,占152项的56.6%。假定男孩偏好和女孩偏好的理想子女数均为1,儿女双全的理想子女数为2,男女均可的理想子女数为调查所得平均理想子女数,有12项调查未报告平均理想子女数,以1.82替代。(29)以各种情况的人数或比例作为权数,用加权算术平均数方法,求得理想男孩数、理想女孩数和理想男女均可数。比如,某调查结果是:偏男53人,偏女25人,儿女双全344人,无偏好200人,合计622人;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755人。(30)这项调查的理想男孩数为0.638=(1×53+1×344)/622,理想女孩数为0.593=(1×25+1×344)/622,理想男女均可数为0.564=(1.755×200)/622。

重庆快乐十分  本文关于理想子女性别比的计算分为三步:第一步,分时期计算理想子女数的简单算术平均数,描述理想男孩数、理想女孩数和理想男女均可数的变化趋势,用方差分析法比较这三类平均数在不同时期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第二步,在每一项调查中,把理想男女均可数平分两部分,分别加至上一步计算获得的理想男孩数和理想女孩数,得到理想子女性别比的分子和分母。第三步,分子比分母得到理想子女性别比。此时得到的是4个时期的平均水平,以上升期(前3个时期)的数据为基础线性拟合出1979—2008年理想子女性别比趋势线,以下降期(后2个时期)的数据为基础线性拟合出2008—2017年理想子女性别比趋势线。由此得到的拟合理想子女性别比趋势线与出生性别比计算相关系数,考虑到2008年是出生性别比的转折点,以2008年为界,分别拟合上升期和下降期出生性别比和拟合理想子女性别比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三、男孩偏好变动趋势

  基于对152项调查结果开展的横断历史元分析表明,1979年以来,中国人的理想男孩数一直在显著减少,由1979—1989年的0.59人减少到2010—2017年的0.43人,几乎减少了1/3。理想女孩数则是先减后增,由1979—1989年的0.53人显著减少到2000—2009年的0.34人,2010—2017年略有回升,为0.43人。理想男女均可子女数的增加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暂且不考虑。

重庆快乐十分  理想男孩数的减少可能是因理想子女的减少而减少,也可能是因男孩偏好减弱而减少。为了消除前者(数量)的影响,仅考察后者(结构)的影响,故计算理想男孩比例,即理想男孩数占理想子女数的比例。表1显示,理想男孩比例在1979—1989年和1990—1999年基本稳定在34.5%,2000—2009年降到29.5%,到2010—2017年降至27.9%。理想女孩比例从1979—1989年的30.9%减少到2000—2009年的23.2%,之后有所回升,2010—2017年升至27.8%。而理想男女均可比例呈现大幅增长,从1979—1989年的34.6%增加到2000—2009年的47.3%,2010—2017年有所下降,为44.3%。总体而言,中国人理想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男女均可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人们对子女性别的偏好在不同程度地减弱。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2017年,尽管理想女孩比例仍然低于理想男孩比例,但是二者已经非常接近,仅相差0.1%。

  与以往多数调查不同,近几年,在一些调查报告中明确写道,偏好女孩比例超过偏好男孩比例,甚至在农村地区也出现此现象。(31)十多年前,如果谈起“男孩偏好”,人们会觉得习以为常,如果有人说起“女孩偏好”,却会吸引来众多惊疑的目光;时至今日,“女孩偏好”已为人们所熟知、理解并接纳,甚至逐渐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即: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就是想生女孩。不难理解,理想女孩数和理想女孩比例均有所上升的现象。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理想男孩和女孩的数量及其比例均呈现出显著减少态势,如表2所示。比较而言,乡村的理想男孩数和理想女孩数均高于城市。乡村理想男孩和女孩的数量及其比例也一直处于减少态势,城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晚于乡村。城市和乡村的理想男女均可比例均呈现上升趋势,城市上升幅度大于乡村。这表明城乡的子女性别偏好都在弱化,城市比乡村弱化得更为明显。

重庆快乐十分  受“锚定效应”影响,人们容易将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归因于“男孩偏好”的增强。但事实上,已有的152项调查结果显示,理想男孩比例持续显著下降,男孩偏好一直在减弱,从未增强过,而出生性别比却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出生性别比:1978—1981年、1983—1989年数据来自顾宝昌、徐毅:《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中国人口科学》1994年第3期。1990—1999年数据来自原新:《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规模的判断》,《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1982年、2000—2015年数据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16》,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7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乡村,理想男孩比例也一直呈现出减少趋势,从1979—1989年到2000—2009年下降较为缓慢,从2000—2009年到2010—2017年下降较为迅速,如图2所示。

  图2 乡村理想男孩比例与出生性别比

  数据来源:同图1。

  四、理想子女性别比变动趋势和分解

重庆快乐十分  1979年以来,理想子女性别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发展趋势,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理想子女性别比均值从1979—1989年的107.3上升到2000—2009年的113.6,2010—2017年回落到100.2,几乎接近标志男女平等的100。相比较而言,理想子女性别比上升的时间几乎持续了三十年,而下降则是近十年左右才发生的情况。

重庆快乐十分  中国人的理想男孩和女孩人数及其比例在显著减少。为何理想子女性别比出现先升后降的现象?揭示子女偏好与理想子女性别比相互关系的关键点在于:理想子女性别比是“比”(ratio),即相对数,其变动方向由分子和分母的变动方向和大小决定。如果分子增加,分母减少,比值会增加。当我们看到理想子女性别比、出生性别比上升时,受到“锚定效应”影响,很容易想到这种情况,认为是男孩偏好增强,或女孩偏好减弱。正是由于陷入这种逻辑,以致多年以来我们都认为出生性别比上升主要由人们想“多生男孩或少生女孩”造成的。事实上,分子和分母变动方向并不一定相逆,也存在相一致的可能,比如当分子、分母同时下降,但下降速度并不相同时,会导致其比值增加或减少。理想子女性别比的变动恰好符合这种情况,详见图3。这一现象表明“相对数变动效应”是客观存在的。

  图3 理想男孩数、理想女孩数和理想子女性别比

  分年代而言,从1979—1989年到1990—1999年,分子(理想男孩数)减少了0.076人,下降速度为0.086。分母(理想女孩数)减少了0.084人,下降速度为0.102。分子减少幅度小于分母,分子下降速度慢于分母,使得二者比值呈现增强态势,理想子女性别比从107.3增长到109.2。也就是说,分子和分母都在减少,仅是由于分子下降速度慢于分母下降速度,其比值——理想子女性别比便表现出上升态势。

  从1990—1999年到2000—2009年,继续保持上述态势,且愈演愈烈。具体而言,分子仅减少了0.014人,下降速度为0.017,而分母却减少了0.041人,下降速度为0.056。二者比值继续上升,理想子女性别比从109.2增加到113.6。这便促成了男孩偏好的相对增强,由此也造成一种表象:男孩偏好是助推理想子女性别比乃至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因素。

  从2000—2009年到2010—2017年,分子仍然保持减少态势,分母有所增加。分子减少0.018人,下降速度为0.022。分母增加0.076人,增长速度为0.109。分子减少,而分母增加,二者比值呈现下降态势,理想子女性别比从113.6下降到100.2。

  由此可知,理想子女性别比会因分子和分母的变动方向、幅度、速度不同而出现上升或下降趋势。进一步来说,理想子女性别比的上升或下降并不意味着男孩偏好的增强或减弱。值得注意的是,男孩偏好尽管一直在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并且男孩偏好强于女孩偏好的趋势仍然存在。

  五、出生性别比的“相对数变动效应”

  如果把理想子女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绘制在一张图中,便会发现二者变化趋势恰好相吻合,具体情况如图4所示。第一阶段(2008年及以前),出生性别比和理想子女性别比均上升,二者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25(p=0.000);第二阶段(2008年以后),出生性别比和理想子女性别比均下降,二者仍然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32(p=0.001)。显而易见,生育文化氛围、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生育结果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对理想子女性别比变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进我们对于出生性别比变动机制的理解和认识。

重庆快乐十分  图4 理想子女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

  数据来源:1980年、1981年、1983—1989年数据来自顾宝昌、徐毅:《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中国人口科学》1994年第3期。1990—1999年数据来自原新:《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规模的判断》,《人口研究》2007年第6期。1982年、2000—2015年数据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16》。

重庆快乐十分  出生性别比亦表现出“相对数变动效应”的规律性。表4列出了“四普”“五普”“六普”和两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分性别出生人口数及其环比增长速度。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2000年,男性出生人口减少速度慢于女性,从2000年到2005年仍是如此,此时,出生性别比统计呈现增长态势。从2005年到2010年,男性出生人口减少速度快于女性,出生性别比统计呈现下降态势。从2010年到2015年,男性出生人口仍然在减少,而女性出生人口略有增加,出生性别比统计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由此可见,在男性和女性出生人口数都减少的情况下,分子减少速度快于分母,导致出生性别比呈现增长趋势。这与之前的研究发现相一致。(32)当男性出生人口数减少,而女性出生人口数增加时,即分子减少而分母增加,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呈现下降趋势。

重庆快乐十分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1990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05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15年》。

重庆快乐十分  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年轻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就业参与率日益提高,男女平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女性的自主权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社会性别关系愈加趋向平等。然而,在此背景下,出生性别比却出现了异常偏高的情况,并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方面的排名。出生性别比是人口结构的起点,更是性别平等在生命之初的直接体现。(33)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必然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长远、深刻、持久的影响。

  以往,人们易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归结于“男孩偏好”趋强,这其实是“锚定效应”的表现。也就是说,出生性别比这一相对数的上升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第一印象,会让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主要是由想生男孩、男孩数上升所造成,即分子的上升直接助推了比值的升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现有大多数研究受到调查时空限制,而不得不在一种静态的框架下去认识、分析出生性别比的变动机制。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结合国家统计局数据,从动态、相对的视角重新审视男孩偏好、理想子女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

  首先,基于152项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显示,从1979年以来,男孩偏好呈现明显弱化趋势,中国人理想男孩数从1979—1989年的0.6人减至2010—2017年的0.4人,其占理想子女数的比例由34.5%降至27.9%。由于出生性别比是一个相对概念,在将男孩偏好作为一个变量引入分析出生性别比变化态势时,应与女孩偏好相对照,而不是孤立地、单向度地评估它是趋强或趋弱。虽然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表现出男孩偏好强于女孩偏好,但纵向比较而言,无论是男孩偏好,还是女孩偏好,均在不同程度地减弱。以一种宏观性的历史视角观察近40年我国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正在从有性别偏好向无性别偏好悄然转变。

  其次,从1979年到2017年,我国理想子女性别比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尽管理想男孩数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由于“相对数变动效应”的存在,理想子女性别比先升后降。从1979—1989年到2000—2009年,理想女孩数的下降速度快于理想男孩数的下降速度,此时,男孩偏好呈现相对增强的态势,并直接导致理想子女性别比上升,同时也造就了一种社会表象:似乎是由于“男孩偏好”的强化推升了实际出生性别比。从2000—2009年到2010—2017年,理想男孩数的下降速度快于理想女孩数,由此导致理想子女性别比下降。讨论至此,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在不同时期,理想男孩数和理想女孩数的减少速度为何不同?究竟是与父母对不同性别子女预期的相对效用有关,(34)还是与城市化、受教育水平、就业参与率等其他社会影响因素有关?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最后,生育结果与生育意愿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实际出生性别比和理想子女性别比高度相关,并且两者的变化趋势和内在机制基本相同。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出生人口均在减少,先是女性出生人口减少快于男性,导致二者比值——出生性别比呈现上升趋势,然后是男性出生人口持续减少而女性出生人口略有增加,导致出生性别比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升高并非是因为男孩偏好比以前增强了,而是男孩偏好相对于女孩偏好增强所致。可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过程仅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过渡现象。(35)

  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成为反映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与转型的显著表征。城市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进程,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进入城市生活,这必然会引起人们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必然会对人们的观念、思维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冲击,这其中包括人们对生育子女的性别偏好,这样一来,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减少了理想儿子数和理想女儿数,生育偏好也在无形中弱化了,相应地,“选生”也愈加不再成为人们生育行为中重要或首要的考虑。已有研究证明,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是由少数甚至是极少一部分人的选生行为所致。(36)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社会性别偏好趋于弱化,加之“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推进,出生性别比必然会进一步下降并逐渐走向平衡。

重庆快乐十分  需要说明的是,理想子女性别比是一个相对数,它仅能表达男孩偏好相对于女孩偏好的变动情况,不适合用来衡量男孩偏好的变动。同样,出生性别比也不能作为测度性别偏好强弱的指标。(37)并且,理想男孩数包含了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也不能准确反映性别偏好的强弱。而理想男孩比例(即理想男孩数占理想子女数的比例)消除了数量的影响,是一个仅考察性别意愿的指标。因此,相比较而言,理想男孩比例是衡量男孩偏好变动趋势较为合适的指标。

重庆快乐十分  在研究方法层面,本研究从长期纵贯的视角出发,借助于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将以往研究按时间顺序排列拟合,进而针对理想子女性别比先升后降的现象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相对数变动效应”。简而言之,方法的改进为本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们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提供了前提保障。不过,横断历史元分析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以往的调查和研究,难免会受到原始调查的目的、质量、报告内容和发表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这无疑会影响到分析的深度和广度。

  注释:

  ①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2015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

  ②World Economic Forum,“The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7,” http://reports.weforum.org/global-gender-gap-report-2017/?doing_wp_cron=1526867477.7031109333038330078125,2018年5月21日。

  ③杨雪燕、李树茁:《出生性别比偏高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失效原因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4期。出生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缩写为SRB)是指活产婴儿的性别比,即某段时期内、某地区的活产新生婴儿中,每一百个活产女婴所对应的活产男婴人数。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出生性别比在102—107之间。

  ④李成瑞:《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会议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提出的问题》,《人口研究》1985年第6期;Terence H.Hull,“Recent Trends in Sex Ratios at Birth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6,no.1(March 1990),pp.63-83; Sten Johansson and Ola Nygren Source,“The Missing Girls of China:A New Demographic Account,”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17,no.1(March 1991),pp.35-51;穆光宗:《近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现象的理论解释》,《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1期。

  ⑤顾宝昌、徐毅:《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中国人口科学》1994年第3期。

  ⑥乔晓春:《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原新、石海龙:《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郭志刚:《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的分层模型分析》,《人口研究》2007年第3期;翟振武、杨凡:《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与数据质量研究》,《人口学刊》2009年第4期;石人炳:《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新特点——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比较》,《人口研究》2013年第2期;王军、郭志刚:《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人口学刊》2014年第3期;王军等:《中国出生性别比水平估计及形势判断》,《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3期。

  ⑦Shripad Tuljapurkar,Nan Li and Marcus W.Feldman,“High Sex Ratios in China's Future,” Science,New Series,vol.267,no.5199(February 1995),pp.874-876.

  ⑧霍霞:《2020年中国男光棍三千万》,《北京科技报》2004年3月24日,第11版。

  ⑨马焱:《从性别平等的视角看出生婴儿性别比》,《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⑩顾宝昌:《关于出生性别比问题:成因与反思》,《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1)陈友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对策研究——以广东省为例》,《人口与经济》2007年第2期;陆光海、岩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微观”研究——湖北省天门市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特点和原因调查》,《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2)参见钟声:《安徽滁县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调查》,《西北人口》1986年第2期;虞积生、林春:《国人生育行为与生育观的初步研究》,《心理学动态》1992年第1期;尤丹珍、郑真真:《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宋健、陈芳:《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4个城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5期;等等。

  (13)参见李洁萍:《上海郊县群众生育意愿的调查与生育预测》,《人口研究》1987年第6期;顾大男等:《江苏常熟市符合二孩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分析》,《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马小红、侯亚非:《北京市独生子女及“双独”家庭生育意愿及变化》,《人口与经济》2008年第1期;曹玮丽:《农村80后生育意愿研究——以石家庄地区为例》,《石家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等等。

  (14)风笑天、张青松:《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年第5期。

  (15)理想子女性别比是指某个人群终身期望生育的孩子中,每100个女儿所对应的儿子数,即理想儿子数与理想女儿数之比。在无性别偏好或性别偏好均衡的人口中,理想子女性别比为100;男孩偏好主导时,理想子女性别比大于100;女孩偏好主导时,理想子女性别比小于100。

  (16)风笑天、张青松:《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年第5期。

  (17)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New Series,vol.185,no.4157(Sep.1974),pp.1124-1131.

  (18)辛自强等:《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学报》2012年第5期。

  (19)辛自强:《心理学研究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7-251页。

  (20)郭志刚:《认真做好当前生育水平的监测与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侯佳伟等:《横断历史元分析的原理、方法及人口学应用》,《人口研究》2015年第1期。

  (21)辛自强等:《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学报》2012年第5期。

  (22)郑真真:《生育意愿的测量与应用》,《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6期。

  (23)冯立天、马瀛通:《北京郊区回龙观乡婚姻家庭生育入户调查报告》,《人口与经济》1996年第3期。

  (24)张银锋等:《生育意愿:是确定值还是区间》,《南方人口》2017年第2期。

  (25)尤丹珍、郑真真:《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26)温勇等:《宣州市467名具备生育二孩条件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7)周长洪等:《农村独女户生育意愿与动机的变化——宜昌市调查报告》,《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28)洪良华等:《已婚青壮年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需要的调查研究》,《人口与经济》1984年第1期。

  (29)侯佳伟等:《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30)尹文耀等:《浙江省生育意愿、生育水平调查结果评析》,《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

  (31)宋健、秦婷婷、宋浩铭:《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基于意愿和行为两种路径的观察》,《人口研究》2018年第2期;靳永爱、宋健、陈卫:《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人口研究》2016年第6期;韩晓雨:《全面二孩政策下城乡生育观的差异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基于重庆北碚部分城乡居民的调查》,《商》2016年第26期;李艳霞:《90后大学生生育意愿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楚雄师范学院的调查数据》,《赤峰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沈费伟、陈晓玲:《杭州市80后生育意愿的调查思考》,《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等等。

  (32)马忠东、王建平:《“子女组合偏好”与选择生育: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下降和子女组合序列的变化》,《人口研究》2009年第5期;陈卫:《广义稳定人口模型与中国人口估计》,《人口学刊》2016年第1期。

  (33)高凌:《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杨雪燕、李树茁:《出生性别比偏高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失效原因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08年第4期。

  (34)李兵、孙永健:《出生婴儿性别选择的经济学分析》,《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

  (35)马瀛通:《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新论》,《人口与经济》1994年第1期。

  (36)胡耀岭、原新:《基于空间数据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影响因素研究》,《人口学刊》2012年第5期。

  (37)马瀛通等:《再论出生性别比若干问题》,《人口与经济》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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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侯佳伟 顾宝昌 张银锋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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