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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社会工作的百年审视与本土理论体系建构
2020年02月28日 10:34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作者:童敏 许嘉祥 字号
关键词:深度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历史

内容摘要:

关键词:深度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历史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西方社会工作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但是有关它的理论基础仍然认识不清,总是面临“浅显”的质疑。显然,对“深度”社会工作的探究不仅是理论发展的要求,而且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以及本土理论体系建构来说,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通过对西方理论流派的百年历史考察发现: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从早期开始就一直处于“深度”的探究中,又无法摆脱“浅显”的质疑,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自然生活场景和历史社会场景两个维度抗争“浅显”的挑战,但仍然由于其一直站在个人的立场理解环境变化的原因,无法超越个人当下实践的经验。因此,需要提倡一种从环境立场出发的“深度”社会工作,在不断变动的场景实践中实现人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度自觉,提升人们的实践理性。这对于场景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社会工作来说,既是实践的要求,也是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的核心,它为中国社会工作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平等对话的空间。

  关 键 词:深度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历史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的场景实践与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体系建设”(18BSH151)。

  作者简介:童敏,许嘉祥,厦门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福建 厦门 361005 童敏,男,浙江永康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许嘉祥,男,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社会工作实务研究助理。

  一、问题的提出

  对现象内在关联的深度分析和考察是每一个专业成熟的标志之一,社会工作也不例外。[1]尽管从里士满在1917年正式发表《社会诊断》一书算起①,社会工作理论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探索,但是到目前为止,对社会工作理论基础的认识仍然众说纷纭。[2]在理论开创的早期,为了帮助社区贫困人群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社会工作就开始关注服务对象在生活中的问题解决的能力,并且把这样的能力视为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核心,特别是哈特曼提出自我可以独立于无意识的观点之后,更是把意识层面的自我作为社会工作理论逻辑建构的基础,认为社会工作理论只关注如何促进人们更好适应环境,是一种不涉及心理结构层面改变的支持性心理辅导(supportive psychology)。[3]这样的理论定位,在注重心理结构改变的心理治疗来看,自然是一种“浅显”的理论。[4]更为致命的“浅显”批评,来自对社会工作学科基础的质疑,发现社会工作过分依赖心理治疗的理论,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而一个没有自己理论基础靠模仿其他学科理论的学科,显然是走不远的,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学科位置。[5]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和分析,社会工作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专业理论基础,把社会因素引入社会工作的逻辑框架中与心理因素结合起来,形成心理社会双重视角。[6]这样,社会工作似乎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础,既区别于心理学,又不同于社会学,正好介于两者之间,是两者的结合。

  然而,心理社会双重视角只是把庞杂的心理与社会因素连接在一起,并不意味着这样的连接就具有现象背后的深度分析和考察,导致社会工作要么依赖其他学科的深度分析,要么依赖日常的生活经验,无法让人们感受到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和作用,以及与其他专业的区别。尤其对于专业化和职业化快速发展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来说,明确专业的价值和作用迫在眉睫。因此,有必要对社会工作的心理社会双重视角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审视,借助西方理论流派的百年历史考察和文献梳理,找到深度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框架,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指引,也为理解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二、自然生活场景中的“浅显”抗争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一直到60年代,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派占据着社会工作的主导,几乎成了社会工作理论的代名词。[7]但是,到了60年代,由于种族冲突的加剧和民权运动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专注于个人心理治疗的社会工作理论存在弊端,它不仅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也无法承担起服务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宗旨和关注社会环境的要求。[8]因此,从60年代起,社会工作开始转向社会环境因素的探索,以对抗“浅显”社会工作的质疑。

  70年代初,结构视角②正式向“浅显”社会工作提出挑战,认为以往的服务逻辑太关注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许多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并不是由个人因素造成的,是因为社会环境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条件,使得个人的成长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出现问题。如果社会工作只关注个人内部的心理因素,就会忽视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服务就会流于“浅显”的形式。而且,一旦社会工作强调这种问题的个人责任,就会不自觉地把问题中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个人,根本无法使问题的讨论深入到问题背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9]尽管结构视角为社会工作引入了社会环境因素的分析,甚至还直接要求社会工作者从面临同样问题的人群或者因个人问题而关联在一起的社会支持网络等社会结构角度理解服务对象的问题,跳出从个人视角界定问题的局限,但是仅仅关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显然,只是走了与个人心理治疗逻辑相反的分析线路,并没有摆脱心理与社会的二元分割,仍然继续沿用着“浅显”的类型化分析逻辑。

  在70年代,社会工作还引入了系统视角,它与结构视角不同,不是放弃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寻找社会环境因素的解释,而是把不同的影响因素通过系统这个概念连接起来,关注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10]这样,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与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存在谁主导谁,而是一种崭新的相互影响的循环逻辑。借助系统视角的循环逻辑,社会工作就可以对人们生活困境中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找到表面现象背后的循环逻辑,做出“深度”的介入,使社会工作既可以避免因只关注心理影响因素而导致的“浅显”质疑,也可以找到对复杂社会现象进行“深度”分析的理论依据。

  与系统视角相类似的是生态视角,它在80年代走进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它也倡导循环逻辑,只是更注重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转换,而且还把个人的成长改变要求也放入社会工作的理论逻辑框架中,[11]特别是到了90年代之后,它还通过生命历程概念的引入把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个人成长改变的要求结合在一起。[12]可以说,生态视角是比系统视角更为复杂,也更有“深度”的理论,它揭示了生活困境中个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横向关系以及个人成长改变要求的纵向关系两个维度上的循环逻辑。

  尽管系统和生态视角提出了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因果分析逻辑完全不同的循环逻辑,把个人影响因素与环境影响因素结合在了一起,但是系统和生态视角采用的仍然是一种类型化的“客观”观察的逻辑,关注人的“客观”理性分析能力。这样的分析逻辑框架在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看来,是“浅显”的,因为无论人的“客观”理性分析多复杂,它只是人的意识层面的现象,而意识层面的现象就会受到人的内心更深层次的心理结构的影响。[13]显然,系统和生态视角并没有关注到人的“客观”理性分析的心理依据,它所要求的改变仍然只是支持性的,并不涉及心理结构层面的“深度”调整。

作者简介

姓名:童敏 许嘉祥 工作单位:厦门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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