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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多民族中国”的可能性:“民族研究”的本土化实践
2020年02月29日 16:20 来源:《中国社会学四十年》 作者:王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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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上世纪50年代以来,几代民族研究者围绕重建“多民族的现代国家”这一共同论题进行本土化实践探索,文章将其总结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国家化”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华夏边缘”与“中间圈”、“去政治化”的新思路、“何为中国”的历史维度。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学所完成的“本土化”只是“汉族社会化”或“内地化”,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化”;如何将“民族议题”包含进社会学对中国整体性问题的讨论,是一个重要但远未解决的难题。

  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民族研究”是一个边界模糊的领域。与其关系最近者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但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政治学等亦都与之具有相当紧密的关联。诸学科介入“民族研究”的视角有别,采用的方法各异,甚至对“民族”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亦颇不相同,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背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和“民族-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的历史进程。如何在一个内部多元的“王朝”废墟上重建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国家”?——这实际上构成了不同学科的几代民族研究者共同的问题意识。

  一、复杂的遗产: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国家化”民族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与民族研究关系密切的社会学、人类学被取消学科建制,而“民族学”则在将自身的目标重新定义为“为新中国的民族工作服务”后得以保留。这一变化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民族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国家化”烙印。

  作为新中国的民族研究最重要的奠基人和引领者,费孝通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如是说: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国家有许多工作要做。……这种需要向学术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要求他们对当时了解得很不够的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科学研究。这项工作当时即称作民族研究。……后来民族研究又被称为民族学。这是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这项任务在当时具体化为两项规模宏大的社会调查工作:“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前者的最终成果是一份包含“56个民族”的名单,并将中国超过99.9%的人口分配到了这个名单所列的民族类别中,从而为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后者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标准,完成了对中国各民族的“社会性质”的判定,从而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保障。

  从政治的角度看,“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反映了现代中国重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与历史叙事的努力;而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两项工作则推动了将西方语境下产生的民族理论“本土化”的系统尝试。

  具体而言,“民族识别”工作所涉及的正是民族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如何认定一个“民族”及其边界?表面看来,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但事实上,由于“民族”是一种在历史进程中生成的社会现象,因此,判定“民族”的标准及其边界的划定总是与该“民族”形成的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而言,“民族识别”所面临的最大的理论挑战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经典定义中包含的四条“标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基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根据“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判别标准,中国尚有若干“非汉”的社会群体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早期。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斯大林提出的标准,这些社会群体只能被称为“氏族”“部落”“部族”等,而非更高形式的“民族”。然而,这样的等级式分类不但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政治承诺相冲突,不利于在新形势下增强边疆“非汉”人群对新政权的信任和支持,也与“民族”一词进入中文语境后的实际用法不相符合。因此,“民族识别”的核心就是要发展出一套“本土化”的民族识别标准,能够将中国那些在人口规模、文化发展程度、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差异巨大的群体都定义为“民族”,使其在国家的民族制度体系中拥有平等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识别”实际上是以制度的方式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进行了“强制简化”。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常识”的“56个民族”的分类体系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学家构建“本土化”民族理论的最重要成果,它为此后四十年的民族研究留下了一份内涵复杂的遗产。一方面,由“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而成的“五种丛书”达到了8000万字的规模,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学调查的见证;但另一方面,国家的指导性意识形态和“民族工作”的具体实践为这个“本土化”的理论体系打上了深深的“国家化”烙印,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极强惯性的学科范式,这事实上为此后的民族研究套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族研究的理论创新和重要争论都是围绕着对这副“枷锁”的反思乃至反抗而展开的。

  二、费孝通的反思:从“藏彝走廊”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

  自1978年起,费孝通在多个场合的发言、讲话中,都论及了前一阶段的两项工作。在肯定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成绩和意义的同时,他着重指出了“民族识别”的若干余留问题,包括“未识别民族”的问题、“平武藏人”是否是藏族的问题、壮族与布依族是否是两个单独民族的问题、彝族与其他彝语支民族是否是不同民族的问题等。在论及这些问题时,费孝通关注的重点并非这些民族是否“划错了”,而是之前的民族研究所存在的重要的方法论缺陷。

  这个缺陷的核心就是“一个一个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学科范式。费孝通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产生上述余留问题的地区在历史上复杂的人群流动与民族交融,并认为这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恰恰反映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独特性,而“以现有的民族单位为范围”进行的民族研究是无法洞悉这种独特性的:

  过去我们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费孝通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并将“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藏彝走廊”的概念就是在这一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下提出的:

  从康定向东,在岷江上游是有如孤岛般存在着的,现在已被承认是单一民族的羌族。再向东在涪江上游和嘉陵江上游就是有人要求重新审定族别的“平武藏人”。从康定向南往西,在雅砻江和金沙江之间还有一种过去和“平武藏人”一样被称作“西番”的少数民族。解放后,他们在四川境内的被称为藏族,而在云南境内的则被称为普米族。事实上,四川境内的这部分藏族所说的语言不同于藏语而同于云南的普米语,而普米语又接近于羌语和嘉戎语。从这里向西,越澜沧江到怒江,有现在已承认是单一民族的怒族,但是怒族人说着不同的语言,其中一部分和其西的独龙语相通,都接近于其南的景颇语。……从怒江西岸越过独龙河和其间的山脉就是居住着需要识别的察隅的僜人。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象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创见,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代表了一种与“分族写志”的传统相对立的新的研究范式。除“藏彝走廊”外,费孝通又相继提出了“南岭走廊”、“西北走廊”等概念,主张将中国划分为几个大的区域,以区域为单位进行民族调查,而最终的目标是上升为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的理解。

  这一目标凝结为相对完整的理论阐释,即1988年正式发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该文依托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描述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从“多元的起源”,到形成“地方性的多元一体”,再到形成“南农”“北牧”两个“初级统一体”,最后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并以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述概括了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历史关联:“你来我去,你去我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民族研究的学科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成就,它提供了一种与“分族写志”的传统相对立的整体性民族研究范式;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表述则委婉地表达了对“民族识别”的“强制简化”倾向的批评,隐含了一种将“复杂性”重新带回民族研究的努力。

  然而,“国家化”的研究传统(依托于在这一传统下建立的研究机构和学者群体)具有强大的惯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多元一体”的表达方式迅速被吸纳为官方的民族话语,但其理论深意却没有被此后的民族学研究所真正重视和遵循,尤其是其中暗含的对“民族识别”所构建的认知体系的批判,并没有成为引导改革开放后的民族学研究的关键线索。

  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和发扬了费孝通的学术反思,并给民族研究带来新视野的,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二者都遵循了一条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范式引入中国田野,并与中国民族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路径。

作者简介

姓名:王娟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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