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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
2020年02月28日 10:02 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作者:马戎  字号
关键词:中华文明共同体;共同体结构;文化自觉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中华文明共同体;共同体结构;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

  摘 要: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体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虽屡经挫折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基本保留了清朝的人口和地域边界。1997年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国人“文化自觉”的命题,中央近期提出要加强“文化自信”。纵观历史风云变幻,有哪些因素促成中华文明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哪些因素使得中国经过百年奋斗,再次获得“凤凰涅槃”一样的新气象?中华文明具有什么特质,得以在几千年漫长历史中塑造出中华文明共同体在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方面的结构体系和演变轨迹,并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仍能坚持探索一条不同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些是我们今天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中华文明共同体;共同体结构;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1)。

  任何人类文明都需要有一个具体的载体才能存在与发展,这个载体就是接受、欣赏、实践和传播这一文明的人群。相对抽象的文明体系与现实存在的人群载体结合在一起,构成作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人类活动对象的“文明共同体”(或“文化集团”)。任何人类文明体系及其载体人群都有某种组织形态和一个具体的活动地域范围,而且这个活动范围(表现为人口边界和地域边界的“内”与“外”)伴随该文明共同体在与其他文明集团交流竞争中的兴盛衰落而处于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尝试把不同文明集团之间冲突、竞争而导致的活动范围边界变化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归为几类情况:(1)原来属于不同文明集团的成员或群体因武力逼迫或自愿接受另一个文明的基本文化伦理与信仰(如宗教皈依),各文明集团之间的人口边界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同时,该文明集团新成员所居住的地域也可能随之转变为该文明集团的活动地域。B群人口和B属地域并入A群人口和A属地域,这是以人口边界与地域边界同步双重变动为特点的第一类情况。(2)我们不能从价值上对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判定其优劣,但是在不同文明相遇后的竞争中,优势群体和劣势群体的竞争力差距显而易见。如果二者差距过大,占据绝对优势的A群人口和A属地域并不愿把B群人口和B属地域真正并入自身,而是将其变成“附属品”,从而出现一个新的空间和立体交叉的文化-地域边界。这是出现边界清晰的分层次文明并保持边界的第二类情况。差距越大,劣势群体文明的前途就越悲惨。达尔文所说的“优胜劣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残酷现实。(3)如果某一文明集团的人口成员进入并定居在周边地域(无人区或其他文明体成员自愿或被迫离开),文明集团之间的空间地理边界将发生改变。这是以活动地域变动为主、较少涉及人口在文明体之间转换的第三类情况。(4)外部文明群体以武力进入某一文明体系成员居住地域并实施统治,但只是部分改变当地居民的文化特质(如接受入侵统治者的某些习俗,但保持原有伦理、宗教和语言),这是两种文明并立共存的第四类情况。在这类情况中,并存的两种文明体系中必有一种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两个文明群体在人口和活动地域两个维度的汇集与合并。在两种文明之间的博弈和较量中,人口规模、文明发展程度(文学、艺术、工艺、建筑等)和经济实力是影响其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

  在人类文明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明体系相互竞争博弈的许多案例,并伴随着不同规模的人类群体大迁徙。有的古老文明消失了,有的新兴文明在竞争中崛起,有的文明则长期相互对峙。近代西欧实现工业化和科技大发展后,机械交通工具和枪炮的诞生,开启了殖民主义时代,使西欧国家在文明之间的竞争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在殖民战争中,在文明发展和社会组织程度上与西欧国家差距悬殊的非洲、澳洲、美洲土著群体的抵抗一溃千里,其传统文明几近灭绝,传统社会组织迅速瓦解,传统行政边界烟消云散,其成员被迫学习殖民者的语言并接受白人统治。这是典型的第二类情景。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由于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鸦片战争前,中华帝国各朝代在东亚大陆长期保持着政治体制、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在与周边群体的交往竞争中,当中原王朝在各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时,群体互动属于第一类情况,当边缘群体较为强势时,则转变为第四类情况。在欧洲人的殖民步伐踏入东亚之前,这两种情况是东亚大陆上各文化群体之间互动的基本模式。直至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延续几千年的文化互动局面才发生根本性翻转。

  鸦片战争后,中华文明体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虽屡经挫折,通过无数成员牺牲流血的反侵略战争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尽管被迫向侵略者割让大片领土和人口,但是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基本上保留了清朝的人口和地域边界。1997年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国人“文化自觉”的命题,中央近期也提出要加强“文化自信”。纵观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有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华文明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哪些因素使得中国没有走上非洲、澳洲、美洲土著文明体的覆灭之路,经过百年奋斗,再次获得“凤凰涅槃”一样的新气象?中华文明具有什么特质,得以在几千年漫长历史中塑造出中华文明共同体在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方面的结构体系和演变轨迹,而且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仍能坚持探索一条不同的文明发展之路?这些就是我们在21世纪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一、中华文明共同体得以孕育和生存的地理环境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中华文明共同体得以孕育诞生和发展得益于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 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 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

  在古代社会,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很低、交通工具不发达,人们需要克服各种自然地理障碍(雪山、高原、海洋、戈壁、荒漠)才能实现长途旅行以及在某些自然环境下(北方冻土地带、南方热带丛林、干旱沙漠)其生存和繁衍都十分困难,所以人们会尽可能选择纬度适宜、温度和降雨适中、便于旅行的区域生活定居。在这个意义上,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并在16世纪后一度流行的“地理决定论”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气候适宜、交通便利的地中海周边地区就成为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等古代灿烂文明体系的生存空间。当时的人们没有把这些文明进一步推进到南方干旱的撒哈拉大沙漠和北方寒冷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自然有其道理。我们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东亚大陆上的这个地理空间单元,在纬度上位于暖温带和亚热带,气候属于东亚季风气候,适宜发展农业,四周存在难以跨越的自然屏障,形成一个面积广阔、内部具有多种地貌(平原、山地、丘陵、河流、湿地等)、自成体系的自然地理单元。我们可以把这个地理单元称之为“东亚大陆生态区”。

  自然地理结构影响着族群人口结构和互动模式。纵览中国历史,仅有北匈奴和部分蒙古部落沿着传统“丝绸之路”经中亚向西方进发,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生活在这个“东亚大陆生态区”的各群体,几千年来始终在这个范围之内回旋、迁移和征战,这恐怕与这个地理单元周边的天然屏障分不开。这个地理单元,就是费先生提到的中国古代居民视野中的“天下”和“四海之内”。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通常被称为“中原”。

  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和文献记载,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境中最优越的地区。……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古老、最集中、最发达的文化摇篮。

  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中原王朝对自己疆 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 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

  早期人类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都以比较发达的农业区为经济基础,积蓄粮食、财富和人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手工业、贸易、军队和社会组织体系。

  中原的华夏群体/汉人走到东方的海边和遇到西南的热带丛林就踌躇不前,青藏高原的藏人没有向南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蒙古草原的游牧群体没有向北进入西伯利亚冻土地带。蒙古草原部落和青藏高原部落的主要发展方向始终是其南部和东部的东亚平原,位于亚热带的中原地区气候适宜、水源充沛、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宫殿堂皇,财富诱人,这些都是位居“东亚大陆生态区”各边缘地带(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东北林区)的人群“逐鹿中原”的主要动力。即使今天我国边疆地区有了发达的交通条件(公路、铁路、机场),有充足的能源电力供应和暖气空调设备,有便捷的通讯条件,但是中原各省的人们对于到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区就业和定居还是十分犹豫。气候地理因素仍然是影响今天人们选择居住地的重要原因,更何况当时面对基础设施条件基本为零的古代人群。

  也正是由于客观上存在这样一个“东亚大陆生态区”地理单元,几千年来在这个生态区内的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形成并延续下来一个密集交流交往和交融的历史传统,各群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互动频繁而深入。在彼此交流与竞争中,一些群体崛起并强盛起来,而另一些群体自愿或在衰落后被迫融进其他群体。正是在这个千年互动的基础上,一个彼此熟悉、血缘交混、知根知底,分享各自历史和许多价值伦理共性的族群联合体逐步浮现出来,这些群体最终在清代被纳入一个文明与行政共同体中。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五体清文鉴》等,都是这一文明共同体的行进足迹,自汉朝到清朝的一套《二十五史》,记述了中华各族群两千多年的交汇融合和交替执政。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彼此互动过程中最终出现“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到了鸦片战争后,“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华民族”(Chinesenation)也被简称为“中国”(China)。

作者简介

姓名:马戎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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