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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钟摆现象到融合效应 建国70年课程改革的历史回眸与前景描绘
2019年11月07日 16:00 来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9年02期 作者:朱文辉 字号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课程改革;钟摆现象;融合效应

内容摘要:融合效应是超越课程改革钟摆现象的第三条路径:依循教育的本体价值是融合的标准;在互动和争鸣中形成重叠共识是融合的机制;渐变主义的改革方法论是融合的路径。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课程改革;钟摆现象;融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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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建国70年来,我国的课程改革如同时钟的摆针一样,总是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来回摆动。建国初期(1949-1957),一边倒式的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导致了保守主义的粉墨登场;文革前后(1958-1977),“打倒-另立”式的改革立场招致激进主义的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后(1978-2000),复归建国初期课程体系的改革路径致使保守主义卷土重来;进入21世纪(2001-至今),“重建主义”的课程范式引发激进主义的余烬复燃。我国课程改革的钟摆现象,是由改革重心的摇曳不定、认识的局限性与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合力、巨变和不变之间的拉锯所引发的。融合效应是超越课程改革钟摆现象的第三条路径:依循教育的本体价值是融合的标准;在互动和争鸣中形成重叠共识是融合的机制;渐变主义的改革方法论是融合的路径。

  关键词:建国70年;课程改革;钟摆现象;融合效应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教学伦理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动态监控研究”(编号:15YJC880148)

  作者简介:朱文辉,男,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我国基础教育在建国以后所取得的成绩倍加称赞,认为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比拟的。[1]然而,纵观70年的历程,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隐匿着“钟摆现象”的深层次问题。这种如同在时钟的两个极点之间不停摇摆的钟摆运动,使得建国以来我国绝大多数的课程改革都没能得偿所愿,对教育实践产生实质性的改观。因此,窥探建国以来我国课程改革的历史轨迹,可以为今后的课程改革寻找有价值的历史经验,以推动课程改革摆脱“钟摆现象”,走向“融合效应”。

  一、不及与过于:课程改革钟摆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

  西奥多(C.Theodore)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课程改革呈现出在“学术模式”和“革命模式”之间钟摆的现象。[2](PP.76-92)在我们看来,他虽然察觉到了我国课程改革中的钟摆现象,但却以学术模式和革命模式来概括钟摆的两个极点,似乎有所欠妥。梳理70年来的课程改革历程,我们发现,我国课程改革始终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摇摆,在“不及”与“过于”的道路上徘徊。

  (一)保守主义的粉墨登场:“一边倒”式的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1949-1957)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课程改革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边倒式的学习苏联的脉络下,以苏联的课程体系为蓝图进行的。教育部一经组建,便把对“美式”课程体系的改造和“苏式”课程体系的移植列入到重要日程。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了课程结构从“综合课程”到“学科课程”的嬗变。民国时期,杜威所倡导的以“生活”和“经验”为中心的综合课程在课程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1950年到1952年,教育部先后颁发了《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四二旧制小学暂行教学计划》等学段式教学计划。之后,又陆续公布了《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草案)》、《中学物理教学大纲(草案)》、《中学化学教学大纲(草案)》等学科式教学计划。[3]这一系列新的教学计划有这样一些共同特点:改变民国时期因袭美国综合课程的传统,转而套用苏联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结构;明确了学科教学的基本任务是让学生掌握系统的、巩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权威地位。

  实现了课程管理从“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转换。为了改变民国时期分权式的课程管理体制,在全国中小学推行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我国将苏联高度集中的课程管理制度引入进来。政务院于1953年和1954年分别颁布了《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对全国中小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做出了直接的、固定的、统一的要求[4](PP.131-142)。根据政务院的指示,教育部在“一五”期间先后颁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门类齐全的中小学各学科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重庆快乐十分  实现了教材制度从“审定制”到“国定制”的革新。1949年10月,时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就曾指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的影响特别巨大,非国营不可。只有这样,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5](P.6)1950年9月,我国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此次会议确定了中小学教材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供应的政策,实现了“国家对书籍出版的完全领导与控制” [6]。为了落实该政策,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组建成立。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关于本社当前任务、编辑方针、组织机构及组织领导的决定》中,一方面再次明确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对中小学教材的统编统供制度,另一方面强调教材的编写要“以苏联为蓝本,对苏联教材不作大的变动”。[7](PP.273-275)

  (二)激进主义的甚嚣尘上:“打倒-另立”式改革立场的确立(1958-1977)

  被我国奉为圭臬的苏联式课程体系源于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阵营,它是和高度集权的社会相适应的,因此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封闭保守的烙印。加之照搬照抄苏联式课程体系的做法已经严重脱离了我国的教育实际。因此,在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之后,以抛弃苏联式课程体系为目的的课程改革便已箭在弦上。

重庆快乐十分  在课程结构上,压缩学科课程的课时量,强调围绕“生活”和“经验”进行课程整合。1959年,教育部颁布了《1958-1959学年度中学教学计划》。该计划体现了以下两个原则:第一,压缩学科课程的课时量。在基本稳定语文、数学等几科教学时数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地理、历史等学科的教学时数,将中学各年级周教学时数控制在30小时以内。[8](p.358)第二,打通课程与社会、学生之间沟通的渠道。该计划一方面大幅增加社会劳动课的课时量,使得社会劳动课的课时量占到总课时量的18.3%-26.4%;另一方面要求充分尊重学生的经验。1969年11月,《光明日报》介绍了北京草场地中学“学生承包课程教学、轮流上台讲课”[9](p.135)的经验,并提倡要将该经验在我国中小学中普遍推广。

  在课程管理上,改变高度集中的课程管理权力,强调赋予地方以充分的自主权。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规定指出:“过去国务院或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通用的教育规章制度,地方可以决定存、废、修订,或者另行制定适合于地方情况的制度。”同时,为了规避苏联式高度统一的课程体系的弊端,规定还允许“各地方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可以对教育部和中央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修订和补充”。[10](P.38) 

  在教材制度上,废止“国定制”,将教材编写的权力下放到基层。1966年6月,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报告》。[11](p.476)报告决定停用统一编写的中小学语文、政治、历史教材,中止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部业务。这标志着5O年代初确立起的中小学教材统一编写和供应的政策被废除,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出版等权力全部移交给地方。于是,各地中小学校甚至是一些生产队都相继建立了教材编写组,并着手自定计划、自编教材。

作者简介

姓名:朱文辉 工作单位: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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