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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理性与阐释活动的规范性本质
2019年11月17日 07: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作者:韩东晖 字号
关键词:公共理性;公共阐释;规范性;重叠共识

内容摘要:

关键词:重庆快乐十分公共理性;公共阐释;规范性;重叠共识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走向公共理性的观念中,哲学阐释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侧重公共性、实践性和规范性的视角来理解理性,强调基于历史性的文化和社会性的实践而凸显出的规范性维度,哲学阐释学对理性的批判是对理性的丰富和扩展。但是阐释学面临的难题,就是既要限制纯粹理性的过度膨胀,同时又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沼泽。这需要把握语境、事实、规则、视角等问题上的阐释学处境,走出视角主义困境。基于公共理性的公共性阐释活动是一条希望之路。这种公共阐释建立在哲学阐释学与理性自身批判的互鉴之上,公共阐释的基础是公共理性的活动,因此其公共性得以敞开,其规范性得以阐明。公共阐释应当具有的清晰的表达形式、真正的认知意义和自身反思的理解价值;公共性与规范性的实质性结合,使公共阐释将公共理性讲道理、讲真话的精神和力量充分展示出来。

  关 键 词:公共理性;公共阐释;规范性;重叠共识

  作者简介:重庆快乐十分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规范性的本质与结构研究”(项目号15BZX076)的阶段成果。

 

  “阐释”作为阐释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19世纪后期逐渐蔚为大观的研究领域,但作为人类语言活动和思想活动所特有的方式方法,却渗透在各个文化领域之中。阐释促成理解,而理解总是阐释。因此当理解的本质、特征、条件和限制成为哲学阐释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时,阐释本身就具有了存在论地位。然而,在创制者权威被弱化的同时,理解和阐释仍然面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威胁与侵蚀,始终处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文本单独支配意义与读者自由赋予意义”①的张力当中。单一文本与多重语境、复合视域与多元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把握意义的语言实践能力(理解)和把握内容特别是概念内容的语言实践活动(阐释)。

  在这一反思过程中,作为与哲学阐释学不同的考察进路,阐释的公共性和规范性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与经过哲学阐释学批判的理性观念结合在一起。概括地说,我们力图阐明的观点是:公共阐释是公共理性的一种规范性活动,公共理性为其敞开空间,规范性是阐释活动的本质。这里对公共性的强调,部分源于哲学阐释学对理性概念和启蒙规划的深刻批判,这一批判关闭了纯粹理性和绝对理性法庭的大门,使公共理性成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于是,一方面,公共理性是启蒙规划的真正灵魂,在当代经过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努力而发展为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另一方面,公共理性又成为阐释活动的动力,使阐释活动,特别是公共性的阐释,要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化解抽象知识与具体知识的张力,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二分法,打破作者与文本的二元性,在公共理性的理由空间中思考阐释活动的规范性本质。公共性和规范性为公共阐释奠基。

  一、公共理性是启蒙规划的真正灵魂

重庆快乐十分  公共理性,霍布斯视之为主权者的理性,卢梭视之为法律,在17世纪的一般语境中则与国家理由是同义词,后者被用来表达“统治者或政府行为的纯粹政治根据”。②但只有康德论启蒙时才真正赋予了公共理性以现代的意涵,这就是启蒙在于理性的公共运用的自由。20世纪下半叶,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从不同路径出发,发挥了康德的理性的公共运用思想。哈贝马斯强调,康德所说的公共性是唯一能够保障政治与道德同一性的原则,公共性既是法律秩序原则,又是启蒙方法,而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又是公共性原则的前提。③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公共性的辩证法的讨论,哈贝马斯开启了公共领域的理性论辩。罗尔斯设想的是在一个良序的多元民主社会中,自由平等的理性公民,在社会的背景文化或公民社会的文化中的理性运用之外,在公共政治论坛当中履行其公民之为公民的责任,运用公共理性这种共享的理性活动形式,决定宪法基本要素和基本正义问题,为政治的合法性作出了彼此可以接受的辩护,以实现社会公平合作的理想。这种公共理性的观念是协商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④可以说,康德、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阐发了公共理性观的三种主要形态。

  通常说理性是启蒙的精神,但在康德看来,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才是启蒙的格言,理性的公共运用才是启蒙的特征。因为这种公共性一方面保证了启蒙在主题、议题、对象和结果上的普遍性:每一个有勇气使用自身理性的人,都可以针对一切事物,面向全体公众,而得到普遍启蒙;另一方面,又限定了理性运用的条件,并将其上升到义务的规范性层次:公民有义务以学者的方式运用理性,必须排除基于教派、阶层、私利和意见的立场,同时与私下运用相区分,不受自身职位的限制。更进一步说,理性运用的公共性与理性自身的批判性是一体两面的。理性的自身批判是启蒙更深层、更持久的特征,能够时时警惕将理性自身绝对化、工具化的倾向,但也往往成为启蒙的批评者的盲区。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纯粹理性的批判视为纯粹理性一切争辩的真正法庭;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将理性的自身批判称之为“真正的启蒙”。⑤

重庆快乐十分  有些批评者将启蒙的特点归结为两点:实证主义的独断论和把理性降格为工具理性,并在政治上会导致一种唯科学主义的集权统治,服务于任何非理性目的。他们攻击启蒙的傲慢、虚伪和自欺,认为启蒙的理性不过是权力的另一种样式,指责启蒙用新的神话代替了旧的神话。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把启蒙与其敌人混为一谈,用启蒙运动尚未实现的目标来批判业已实现的状态。⑥这不仅没有真正理解启蒙的价值,反而延宕了启蒙在新阶段的探索和自身批判。启蒙的当代规划应当举起公共理性的大旗,不断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例如,在西方国家现代多元民主社会背景下,不同种族、民族、阶层、社群的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论辩该如何进行?作为公共理性的指南并维系社会稳定的重叠共识如何达成?

重庆快乐十分  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政治危机,让人们开始关注一类重大问题——“后真相”。这个2004年才出现的新词成为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年度词汇,使用率呈爆炸性增长,它被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这一词汇似乎也成为定义这个时代的词汇之一,事实和客观性似乎在节节败退。不期而至的“另类事实”更是篡改了事实的定义和来源,仅仅凭借没有辩护的断言,就将信念提升到真理的位置上,真理和真相反而混杂于虚假和喧嚣之中,以至于产生了“真实的虚假”这种充满讽刺的抗议口号,令人对权力与谎言的公然结盟颇感无奈。与此同时,群体思维塑造了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你为什么不接受你所信任的人的判断”成为意见的判准和从众心理的安慰,恰恰与公共理性的运用形成了冲突,导致社会的道义计分原则濒临瓦解。这一现象无论在社会认识论层面还是政治哲学层面,既威胁着对事实、共识和不成文的规则的阐释,也威胁着对信任、尊重与政治原则的理解,而事实与信任的崩溃将破坏“民主的柔性护栏”,最终导致民主基础的坍塌。

  上述问题看上去发生在社会政治领域,但实际上既涉及社会认知的乱象,也体现启蒙规划的不充分。这也是我们意识到理性的运用与阐释的活动息息相关,公共理性的发扬得益于哲学阐释学对理性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也为公共性阐释的出场提供了支持。

  二、哲学阐释学与公共理性的互鉴

重庆快乐十分  理性是复杂而多义的哲学概念。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理性侧重于运用概念、使用语言的推理能力和活动,特别体现为予求理由、追溯原因、考量动机、提供根据和划定界限等活动。在规范性层面上,理性活动的根本特征是对合乎理性、合理性、可理解性、合法则性等规范性质的来源探究与实践运用,用康德哲学的术语说,就是理性的自身反思、自身批判和自身立法,这种自反性的活动是人最为独特的地方。

重庆快乐十分  理性对自身的反思和“立法”,因视角不同、取向各异,出现了不同的理性观。举其大要,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形而上学的超越性的理性观,理性以源于语法的概念思辨为论辩方式,或强调价值无涉、无立场无偏见,或思辨地构造一套价值体系,仿佛“天不变道亦不变”,赋予理性以绝对权威地位。第二类拒斥超越性理性观、强调理性的有限性,或者以感觉材料、知觉经验的基础地位防止理性僭越出经验的界限,或者强调理性的演化特性,历史传统和社会本能的支配地位,拒绝理性无所不能的宏大叙事,或者从个体的实际性或生存性视角出发,以“此在”为中心,认为与理性相比,情绪、激情才是此在的源始存在方式。第三类侧重从公共性、实践性和规范性的视角来理解理性,强调基于历史性的文化和社会性的实践而凸显出的规范性维度,这就是说,人之所以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社会的动物,正是源于人类生活和概念活动的规范性特征——“我们是受理由约束的,是服从于更好的理由所具有的特殊力量的人。这种力量就是一种规范性力量,一种理性的‘应当’。理性之为理性,就在于受这些规范所约束或辖制,在于服从于理由的权威。”⑦简言之,人不是未经教化、脱离规范且沉湎于个别性的动物,而是能够运用公共理性、通过规范性而获得自由的行动者——人是规范性的动物。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回答康德“关于应用我们的理性的最高准则的科学”的问题:人是什么。⑧也就是说,“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分属于形而上学、道德和宗教的问题,就其涉及“能够、应当和可以”这三个规范性的和模态的语汇与能力而言,需要在规范性上把握这三个方面。⑨而“人是什么”的问题,就不仅仅涉及作为“世界知识”的实用人类学,归根结底要回答规范性的本质问题。

  在文章中,我们重点关注第三类阐释视角和理性观念,但并不排斥前两类,它们都是理由的逻辑空间中的组成部分,而我们的目的是寻求更好的理由,在予求理由的语言活动中作出承诺、遵守规则、承担责任。

重庆快乐十分  在走向公共理性的观念中,哲学阐释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哲学阐释学对理性的批判是对理性的丰富和扩展,实际上是理性自身批判的一部分,例如关注历史理性、消解权威与理性之间的互斥、提出正确地使用理性的方法等。但是阐释学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既要限制纯粹理性的过度膨胀的特权,同时又不陷入相对主义的沼泽。这需要我们能够把握语境、事实、规则、视角等问题上的阐释学处境,走出视角主义(或译透视主义)的困境。

  尼采提出视角主义,深刻揭示了这一困境:“反对实证主义,它总是停留在现象上,认为‘只有事实’;而我会说:不对,恰恰没有事实,而只有阐释。我们不能确定任何‘自在的’事实……只要‘认识’一词竟是有意义的,则世界就是可认识的:但世界是可以不同地解说的,它没有什么隐含的意义,而是具有无数的意义,此即‘透视主义’。我们的需要就是解释世界的需要:我们的欲望及其赞成和反对。每一种欲望都是一种支配欲,都有自己的透视角度,都想把自己的透视角度当作规范强加给其他欲望。”⑩在这里,尼采用多种阐释取代事实,用不同解说取代认识,用各种视角取代隐含意义,把支配欲望装扮为规范,其最终结果就是极端形式的虚无主义:“一切信仰,一切持以为真,都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透视主义的假象……”(11)

  要从理论上打破视角主义的困境并不容易,但我们认为基于公共理性的公共性阐释活动是一条希望之路。这种公共阐释建立在哲学阐释学与理性自身批判的互鉴之上,渗透在公共理性各个层次的运用之中。

重庆快乐十分  借用美国哲学家卡普托的形象比喻,阐释不是我们和实在之间的一堵墙,而是墙上的一扇窗。(12)从事阐释活动的人,总是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中的,因此总是处于特定语境之中的,从事着各种类型的语言游戏,在遵守规则的同时修改规则、新立规则。而语境的类型是多样的,有历时的、共时的,也有学科的、职业的、修辞的;语境的范围也大小不一,大到思想的全部物质条件、文化状况,小到个体的学术背景。因此阐释活动的语境化和再语境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阐释活动的生命力来源之一。与此同时,观察渗透着理论,事实与阐释也具有交互性。阐释活动否认纯粹事实,因为纯粹事实意味着没有语境的事实,没有语境或对语境不敏感的事实只是事实的逻辑空间中的真命题,是真理的一个子集,例如以数学方式表达的真理。更为广阔的空间中的事实总是可修正的,可以再语境化、再描述、再诠释,只要我们有更好的理由。但更好的理由并不等于私人化的借口和过于狭隘的视角。可以说,阐释总是意味着特定视角的活动,并在活动中促成了视域的融合或视角的互照。视角是通往实在的入口,既表明人类有限性的特定大小,也是促成理解、赋予意义的通道。虽然我们说趣味无争辩,但视角实际上有优劣对错之分,有充分狭隘之别。视角并不只是束缚我们,而且能够开放我们;我们常说的个人视角实际上是单一视角,重要却不独一。可以说,阐释活动作为基于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从一开始就不是私人性的,而始终具有公共性,既促成公共理性的成长,也受到公共理性的约束。与此同时,在阐释活动中,不存在超语言游戏的元语言、超历史时空的元叙事,没有跨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游戏、规则或故事,没有理性的最高法庭,只有在多样化生活形式中的多样化的好理由。(13)

  哲学阐释学对绝对理性的批判与建设性的公共理性在当代思想中的进一步发育殊途同归。例如,在罗尔斯那里,他强调合乎理性与合理性的区分,但不落入理性主义;尊重公民的有限经验,但不陷入经验主义;承认判断责任,但不陷入怀疑主义;进而以“公共理性”概念取代被形而上学化的“绝对理性”,用代表公共理性的最高法庭取代纯粹理性的最高法庭,把理性的运用限制于两个方面:一是所有理性的一般特征,如推理和证据的规则;二是一般共享的信念、常识性推理和无争议的科学方法。

  三、公共阐释的公共性与规范性

  公共阐释的基础是公共理性的活动,因此其公共性得以敞开,其规范性得以阐明。公共阐释之所以具有公共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公共阐释应当具有的清晰的表达形式、真正的认知意义和自身反思的理解价值;公共阐释之所以具有规范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共阐释乃是理由的逻辑空间中的实践活动。在这里我们并不具体涉及公共阐释的内容与方法,(14)而是试图探索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关于规范性的讨论上,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的观点既继承了康德、塞拉斯思想的深刻性,又极富原创性,堪称最具希望的规范性理论。(15)

  (一)公共阐释的认知意义

重庆快乐十分  当代哲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努力超越理论上各种僵硬的二分法,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知识与具体知识等。超越的路径或者综合并克服对立双方,或者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无论何种超越,均涉及对哲学方法和知识本性的重新定向。那么,公共阐释的提出,在认知层面上,能否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思考抽象知识与具体知识的关系,努力超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就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

  布兰顿认为,哲学作为宽泛意义上的认知活动,其目标和主题是理解,而非知识。唯有人能够运用概念去理解、推论,成为理由的制造者和接受者,真理的探寻者和发言人。(16)这源于康德的洞见,即将我们视为概念的制售者,由判断和行动、也就是我们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构成。我们不仅受到因果性力量的制约、事实的约束,更活动在规范性的领域,而规范性就是自由之所在。由此观之,真正具有认知意义的是把隐含的规范转变为公共的、清晰的表达,表达之为表达就在于清晰阐释,清晰阐释在根本意义上就是使表达具有命题性内容(即断言、判断或信念的内容),并成为予求理由游戏中的基本步骤。(17)概念的作用,是针对在实践中正确的形式的或实质的推理,清晰阐明隐含其中的概念性内容和规范性承诺。用赖尔关于实际操作能力和命题知识的区分来表达,(18)就是把隐含的“知道如何做”的经验编码为“知道如此说”的清晰表达,把实践能力付诸理论表述,依据规则或原则,说出孰是孰非。(19)

重庆快乐十分  在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言学和规范语用学基础上,公共阐释能够确立自己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把有待阐释的文本中隐含的内容和承诺通过命题和推理的形式清晰化,把作者文本创作活动中的实践能力和道义原则阐释为具有公共性的表达,使之成为得以不断阐释、意义日新的文本。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意图与文本语境的张力,在实践能力与其清晰表达、关于创制的行动之知与关于表达的命题之知的关联中得到重新编码和阐发。恰如其分的阐释必定比牵强附会的阐释包含更有效的概念运用、实质推理和语用承诺;入木三分的阐释必定比肤浅平庸的阐释包含更充分的概念创造、理路铺展和道义价值。因此公共阐释不是个人的抒情,不是私人化的宣泄,不是没有对错高下之分的众声喧哗。我们一方面可以拒斥绝对主义的信念,不承认存在或必定存在某种永恒的、无历史的模式或框架,可让我们借以最终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或正义的本性,因为这种信念既没有理解语言和概念的本性,也没有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理论表达之间的关系。(20)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赞成强版本的相对主义,尽管我们的核心概念一定有赖于特定的概念结构、理论框架、科学范式、生活方式或社会文化来理解和阐释,但这种理解和阐释并不在理性的概念和推理活动之外,并不能脱离公共理性的对话、协商乃至裁决的轨道,在一定程度上,把相对性强化为不可通约性、“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立场,仍未摆脱绝对主义思维方式的窠臼。

重庆快乐十分  在抽象知识与具体知识的区分上,一旦我们理解了概念的判断和推理功能,理解了概念活动的规范性地位,就不会建立起二者的二元对立。实际上,不少学者关注此问题,并给出了有效的处理。在这里,我们选取两个范例,即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文化阐释理论(浓描理论)与钱锺书先生的会通观。

重庆快乐十分  格尔茨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浓描”,处理抽象知识与具体知识、近经验与远经验之间的关系,捕捉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微妙关系。格尔茨形象地说:“谜团般的密林里,挤满了急切的阐释者”。(21)这些阐释者却往往在过度阐释与不足阐释这两极之间徘徊。前一极强解事物之意蕴至超越理性所容许的范围,后一极对事物之意蕴的理解流于粗疏、不合理性的要求。其原因则在于各种二元对立的理论误区:通论与个案、法则与事例、普遍与特殊、知道如此说和知道如何做、概略鸟瞰和直接观察、周边世界和整个世界,以及“解释”和“理解”、“知”和“识”,通常被对立起来,成为元哲学分析的最终选择,这个选择一旦做出便胶柱鼓瑟,成为理性的致命伤。(22)

重庆快乐十分  要走出这种二元对立,格尔茨希望人类学家在两种描述之间穿行,一种是愈益精细的观察,另一种是日趋凝炼、抽象的性质界定,其要旨在于融会二者,使之展现为真确可信且有血有肉的生活形式图景。这种浓描理论提示我们在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中,采取“往复”与“会通”的辩证运动策略。“往复”一词直接取自格尔茨,其本义是船只作Z字形航行,实则是在不同层次的实践类型之间无往不复:往复于律师看事情的方式以及人类学家看事情的方式之间;往复于现代西方的成见与古代中东和亚洲的成见之间;往复于“法律作为一组规范性观念的结构”与“法律作为一组决策过程”之间;往复于流行的感受与稍纵即逝的案例之间;往复于“作为自治系统的法律传统”与“作为竞争性意识形态的法律传统”之间;最后,还往复于地方知识所生产出的狭隘想象与襟怀四海的恢宏想象之间。(23)

  “会通”则是对钱锺书先生的文学批评方法的一种总结。钱锺书先生“非作调人,稍通骑驿”,“辨察而不拘泥,会通而不混淆”,(24)充分揭示文化现象、思想观念中的家族相似,从而在表象的丰富性和理解的共同性之间实现文本阐释和文化理解的循环——“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本以至末,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25)通过连类、比事、俪偶、参印、参观、合观、互印、旁通连类、捉置一处、相互发明或“相说以解”,以求得文化间的同异、正反和“不隔”,“以反求覆”而不落入语言间的不可译性和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反过来讲,会通不等于混淆,更要避免穿凿附会。针对学风道统之间穿凿附会的过度诠释现象,钱锺书认为,“一家学术开宗明义以前,每有暗与其理合,隐导其说先者,特散钱未串,引弓不满,乏条贯统纪耳。群言歧出,彼此是非,各挟争心而执己见,然亦每有事理同,思路同,所见遂复不期而同者,又未必出于蹈迹承响也。若疑似而不可遽必,毋宁观其会通,识章水之交贡水,不径为之谱牒,强瓜皮以搭李皮。”(26)因此,学说有相契合之表述而未必有相受授之事实,归趣偶同亦不可谓渊源所自。

  (二)公共阐释的规范性功能

  前面我们已经简略讨论了公共阐释的规范性维度,这就是阐释活动使我们从自然的逻辑空间进入理由的逻辑空间。“自然的逻辑空间”是麦克道尔根据塞拉斯的“理由空间”概念仿制的,即自然科学在其中起作用的逻辑空间,构成自然的逻辑空间的关系在种类上都不同于那些构成理由的逻辑空间的规范性关系。(27)布兰顿对此做出概括:“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我们按照法则行动;作为理性的存在物,我们按照我们关于法则的观念行动。”(28)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感觉,和其他动物不一样的是人拥有智能,这种智能体现在人的态度和行为展示出一种可理解的内容,我们在理由之网中把握这种内容,在推理中清晰地说出这种内容。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即阐释的能力,就是对理由的把握,对理论与实践推理的正误标准的掌握。所以人才用“合乎理性”来规范、引导和矫正人的行为,在理由空间中生活、行动并拥有我们的存在。

  在理由空间中,我们运用概念,遵守规则,作出判断和推理。在予求理由的游戏中,通过推理主义语言学和规范性语用学揭示如何清晰阐释我们的言语行为。推理主义的推理并不是形式化的演绎推理,而是有正误之分的实质推理。在推论主义中,每一个断言既是一个推理的结论,也用作另一个推理的前提,既为下一步的推理作出承诺,也为下一步的推理提供资格,因此既提供理由,也作为理由进入予求理由的活动,在理由空间中编织出大大小小、相互纠缠的理由之网。我们的言语行为、阐释活动就是在理由之网中的实践,恰当的语用学理论能够为推论主义语义理论奠基,这种语用学理论就是规范性语用学。我们的言语行为嵌入在实践活动中,语义内容嵌入在语用语境中,推论主义语义学同样也嵌入在规范性语用学中。规范性语用学将社会性、历史性与推理性结合在一起,深入阐发了源于维特根斯坦的三个主题:坚持语言和意向性的规范性特征;根据实践而不是完全根据规则来理解这些规范的语用学承诺;承认这些规范的特征本质上是社会性的。(29)

  由此观之,我们的理解和阐释活动与意义密切相关,意义来自推理性的清晰阐释。这就是为什么意义不能在头脑中寻找,而要在公共场域中寻找的原因。对文本意义的阐释活动总是公共阐释,其断言的语义内容是概念性、推理性的,其语用背景是规范性、实践性的,阐释的效果在共同体内存在着语言的道义计分,阐释的结果在理由空间中具有各种地位,发挥着各种推论作用。阐释的规范性使之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公共性与规范性的实质性结合,使公共阐释在历史文本的钩沉、理论经典的阐释、公共议题的论辩以及公共政策的协商等活动中,既以自然的逻辑空间为条件,辨明事实、浓描事实,尊重科学在描述和说明世界的维度中的基础性地位,又以理由的逻辑空间为舞台,展开辩护性、推论性的理性活动,将公共理性讲道理、讲真话的精神和力量充分展示出来。(30)例如,在公共阐释中,历史性和当代性不再成为非此即彼的对立,也不是混同难辨的同一,好古成癖和以今释古这两种时代误置的危险亦有可能避免。又如,在理论论争和政治协商问题上,公共阐释把效果历史意识的视域融合观推进到价值与文化的重叠共识观,而重叠共识的构建与公共理性的运用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运用与启蒙规划的重启也是一体两面的。(31)

重庆快乐十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公共阐释的规范性也体现在其德性价值上,如同传统知识论(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的规范性特征一样。在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德性知识论中,认知辩护以道德辩护为模型,道德辩护也强调认知义务。(32)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亦如布兰顿所指出的,康德式的规范性转向,是从笛卡尔将自身作为思想的存在物的存在论划界,转换为将自身作为责任的中心点的道义论划界。(33)这种转换不能从通常认为的“限制知识而为信仰留地盘”来理解,其核心特征是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均纳入规范性的轨道。不仅我们的道德动机和行为与义务和责任相关,我们的判断和行为本质上包含着承诺——承诺事物是怎样的或应当是怎样的。判断和行为可根据其对错、正误、成败来评价,因此我们也就在规范性的根本意义上,为我们的信念和行为而负责任。公共阐释也负有这种道义责任,具有义务论的维度,需要为其自身作出辩护,需要对理性和真理负责。与德性伦理学、德性知识论相仿,阐释学也可以尝试探讨德性阐释学的建设,而这种德性阐释学也将促进规范性理论的发展。

  在《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哈贝马斯主张,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构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34)这一考察将实在的领域分为四类:作为外部自然的世界、作为社会的“我们的世界”、内在自然的“我的世界”和语言。指涉四类实在领域的四种模式是:客观性、规范性、主观性和交互主体性,这些模式所隐含的断言的有效性要求分别对应真、正确、真诚和可理解性等四种类型。(35)这一清晰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确立了以交互主体性为预设的语言成为理解和阐释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将表征事实、建立合法人际关系和揭示言说者的主观性等言语行为纳入广义的规范性领域当中,实际上明确了三个领域、三种类型阐释活动的有效性要求,从而也明确了有效阐释的公共性,剔除了隐秘的私人性。

重庆快乐十分  然而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世界里,公共性、规范性在许多方面遭遇被祛魅的境况,“后真相”、“另类事实”侵蚀着公共领域的意义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为公共领域建立稳固的基础?有学者指出,公共理性是获得规范性力量的唯一源头,是祛魅之后仍然存在的每一个个体的理性。(36)虽然人类行为往往建立在主观的认识和意见之上,往往出于分散的知识和信息,从而出现偏执而不包容、狭隘而不开放的独断理解和封闭阐释,但是,这也凸显出运用公共理性、倡导公共阐释的重要性,彰显出塑造重叠共识、培育公共意识的必要性。哈贝马斯也强调,理性的公共运用的进程是规范性陈述所能诉诸的最后法庭。(37)我们可以说,公共阐释恰恰是公共理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公共理性呼唤着公共阐释发挥切实的效用,让有效的阐释以公共性和规范性为基础,理由得以清晰阐明,意义得以深刻呈现,重叠共识与多元文化共生,文化自信与兼容并蓄同行。

  本文关于公共阐释的分析,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的启发,也吸取了2017年《学术研究》杂志社召开的“公共阐释:中国阐释学的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上专家们的观点和建议。

  注释:

  ①Robert Brandom,Tales of the Mighty Dead:Historical Essays in the Metaphysics of Intentionality,Cambrig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92.

重庆快乐十分  ②John Simpson and Edmund Weiner,eds.,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Reason,N.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关于公共理性在历史上的表述,参见劳伦斯·索罗姆:《建构一种公共理性的理想》,谭安奎编:《公共理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重庆快乐十分  ③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21-124页。

重庆快乐十分  ④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expanded e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448.

  ⑤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2页;康德:《判断力批判》,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6-307页。

重庆快乐十分  ⑥参见艾伦·伍德:《哲学:启蒙的辩护,启蒙的批判》,C.P.拉格兰、萨拉·海特编:《哲学是什么?》,韩东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6-117页。伍德针对的是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福柯的观点。

重庆快乐十分  ⑦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英文中的reason作为哲学概念,大致有两种主要涵义:一是推理能力和活动,通常被译为“理性”;二是一个或多个理由、原因、动机、根据。原因和理由是推理的前提或依据,是理性活动链条中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理性的活动也离不开理由空间,因此,理性、推理和理由,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便是公共理性观念的语义基础。

重庆快乐十分  ⑧康德:《逻辑学》,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24页。

  ⑨塞拉斯既深刻又晦涩地认为模态语言是转置了的规范语言,这一思想在布兰顿的意用分析(meaning-use analysis)中得以深化。参见Wilfred Sellars,"Inference and Meaning"(1953),reprinted in Kevin Scharp and Robert Brandom,eds.,In the Space of Reas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1.

重庆快乐十分  ⑩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62页。

  (11)尼采:《权力意志》,第404页。

  (12)John D.Caputo,Truth:Philosophy in Transit,London:Penguin Books,2013,p.217.

重庆快乐十分  (13)John D.Caputo,Truth:Philosophy in Transit,p.222.

  (14)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

重庆快乐十分  (15)布兰顿的《清晰阐释》(Making It Explicit,1994)、《清楚说理》(Articulating Reasons,2000)、《晤对先哲》(Tales of the Mighty Dead,2002)、《言行之际》(Between Saying and Doing,2008)等著作中,围绕规范性这一核心思路,提出了深刻的规范性理论。概言之,他认为哲学的主题是一切装扮之下的规范性和一切形式当中的推理。哲学的任务是表达性的、阐释性的。所以设计和制造专门的表达工具,并且通过使用来打磨和塑造它们,这就是各种哲学子领域从业者的工作。在最一般的水平上,推理上的联系通过条件句而得到清晰阐释,它们的规范性力量通过义务论词汇而得到清晰阐释。

重庆快乐十分  (16)参见布兰顿:《理由、表达与哲学事业》,C.P.拉格兰、萨拉·海特编:《哲学是什么?》,第79-80页。

  (17)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p.14.

重庆快乐十分  (18)Gilbert Ryle,"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46,no.9,1945,pp.1-16.

  (19)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isive Commitment,p.43.

重庆快乐十分  (20)这里关于绝对主义的表述,援引了伯恩斯坦关于客观主义的概括。参见R.Bernstein,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Science,Hermeneutics,and Praxi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3,p.8.

重庆快乐十分  (21)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ed.,New York:Basic Books,2000,p.21.

重庆快乐十分  (22)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p.x.

重庆快乐十分  (23)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p.15.

重庆快乐十分  (24)钱锺书:《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4页。

重庆快乐十分  (25)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1页。

重庆快乐十分  (26)钱锺书:《管锥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40页。

  (27)John Henry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xiv-xv.

  (28)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p.30.

重庆快乐十分  (29)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p.55.

  (30)将科学实在论和推理主义结合起来的思路,源于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阐发的观点。参见Wilfred Sellars,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36,§41.

重庆快乐十分  (31)参见韩东晖:《重叠共识、公共理性与启蒙规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重庆快乐十分  (32)Abrol Fairweather and Linda Zagzebski,eds.,Virtue Epistemology:Essays on Epistemic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

  (33)Robert Brandom,Tales of the Mighty Dead:Historical Essays in the Metaphysics of Intentionality,p.21.

重庆快乐十分  (34)Jürgen Habermas,"What Is Universal Pragmatic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Boston:Beacon Press,1979,p.1.

重庆快乐十分  (35)Jürgen Habermas,"What Is Universal Pragmatics?" p.68.参见Cristina Lafont,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Cambridge,Mass.:MIT,1999,p.216.该书对哈贝马斯的分类表述有调整。

  (36)参见大卫·高希尔:《公共理性》,谭安奎编:《公共理性》,第67页。

  (37)Jürgen Habermas,Inclusion of the Other: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Hoboken:John Wiley & Sons,2015,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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